维持它现有的舰队、设备和人员。而且海军衙门自成立之日起，在经营海军的同时，又主管起为慈禧太后修筑颐和园的工程。据奕寰称：“钦工紧要，需款亦急，思维再三，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需款，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1888年11月，醇亲王给李鸿章写信，要求他向几个省的督抚们筹款200万两，存入天津洋行，用利息进一步建造颐和园。1891年3—6月，清帝批准了海军衙门的奏折，建议颐和园的建筑款项应取自海防捐款和驻外使团专款。海军衙门因此向清帝建议“停购船械”。而且，经费滥用滥销，并不造册报户部核销，海军衙门究竟挪用多少或是否贪污了海防经费至今没有一个准确数目，只能大体加以匡算，估计在近10年间挪用海军经费近1000万两。与此同时，日本正在倾全国之力发展海军。据统计，1881年至1887年间，日本政府陆军费用增加了40%以上，而海军军费则急剧增加了200%。1893年起，日本天皇决定以六年为期，每年从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为此，李鸿章感慨道：“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
在中日交往之初，两国都被迫开国，成为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对象。面对民族危机，中日都主张变法自强，学习西方。但在对待邻邦的态度上，两国迥然不同。中国试图“联日”，共同抗击西方列强。而日本一开始就提出“脱亚入欧”，甚至要“失之于欧美，取之与邻国”，毫不掩饰其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野心，并制定了具体的侵略政策，大力扩张武备，一步步将侵略构想予以实施。李鸿章主张“联日”，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防日的结果也是外强中干，中日战争的惨败宣布了对日外交的彻底失败，中国进一步衰落下去，而日本凭借从侵略中国中获取的巨大利益，国力迅速增长，并成为20世纪中国最大的敌人，历史的教训值得深思。
注 释：
①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8页。
②⑦《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第3页、卷十九第2页、第32页、卷十一第45页。
③④《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八第49页、卷一第53—54页、卷四十四第6—8页、卷二第115页、卷七十八第17页。
⑤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317页。
⑥参见王如绘《李鸿章对日本认识的转变》，《东岳论丛》1998年第5期，该文认为李鸿章试图组织东方联合战线，但也指出李鸿章对“以东制西”没有太大信心。⑧濮兰德（J.O.PBland）在所著《李鸿章》传中提出日本侵台事件是李鸿章改变联日外交的转折点，实际上李鸿章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还寄希望于“联日防俄”，正式转为“防日”应该是在搁置《球案专条》后。
⑨也有人认为李鸿章在日本侵台事件中持强硬态度，如调淮军赴台湾，反对赔偿兵费等。参见刘世华《李鸿章与日本》，《安徽史学》1996年第3期。但是李鸿章的淮军赴台湾后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他也只是反对以兵费的名义赔偿，却同意以“抚恤代兵费”，并认为如再启兵端，无论胜负，何止数千万。
⑩薛福成：《庸安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1、160页。相同观点见陈伟芳《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三联书店，1959年，第84页。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41页。《中日战争》第2册，第340页。《李文忠公尺牍》卷七，第12页。《李文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1页。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83页。包遵彭：《清季海军经费考实》，《中国历史学会史学学刊》1969年第1期。大隈重信：《开国五十年史》（中文版），第210、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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