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前面的研究成果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束之高阁，或者明明知道也假装不知道，早已成为学术界的流行性感冒。只是，既然患了感冒，就不要怕丢乖出丑。周先生在那里大段大段引用什么列宁、蔡和森等等的时候，应该记住这一点。

三 “对象和含义”VS“由来”？

无疑，“意涵辨析”也好，“史的考察”也罢，两个方面，是既相互联系，又具有相对独立的界域的。所谓“意涵”，借周文的话说，叫做“对象和含义”；所谓“考察”，借周文的话说，就叫做“由来”。

然而，周文想做什么呢？他是想用“对象和含义”来VS“由来”。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把列宁论述的“对象和含义”理解错了，所以，对“由来”的描述也就跟着错了。因而，不应该说是列宁最早指出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其实，关于“半殖民地”与“半封建”二者的关系，关于二者的“对象和含义”，近代史学界早就有讨论，早就是老生常谈了。谁还不知道半殖民地是指国家地位、半封建是指社会属性呢？

然而，问题根本就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地位”中有没有“属性”，“属性”是不是决定了“地位”。因而，这二者是不是都同时具有指向社会性质的特质？这些，我这里不作讨论。想当年，刘大年先生就很好地论述过这个问题，读者不妨去参阅。

我想说的是，拙文专讲“由来”，基本没有涉及到“对象和含义”的议题，那么，你周先生又从哪里读出来我对“对象和含义”的理解错了呢？

好吧，我不妨退让一步，就算我对“对象和含义”的理解错了，只有你周先生的理解才对，那么，这种理解上的错误，怎么就成为了“史实叙述方面”的“硬伤”了呢？难道说，在你周记的逻辑学中，理解错误乃等于“史实叙述”的“硬伤”？

历史学家，玩的就是“史实”。这“史实叙述方面”的“错误”，乃是史家大忌中的最大忌，而这位周姓史匠，专门在这上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特别重要的是，我们不妨先认同周的所谓观点，即“中共理论家将两半概念舶入时两者所指对象和含义不相同”――其实，这是句废话――那么，你周先生不是也不否认，这种“不同”的东西，这种被你割裂成“两半”的东西，与后来毛泽东的论述，与后面那些“同”的东西，具有同一性和统一性的东西，具有“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吗？既然是具有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那么，这同与不同，在做学术源流、观点传承的考察时，又能管什么用呢？既然是“两者所指的对象和含义不相同”，那么，它们又怎样具有的一脉相承的传承关系呢？

周文的可笑之处就在这个地方。他既指出“对象与含义”不同，把二者割裂开来，又不否认这不同的东西具有传承关系，同时却又以“对象和含义”去VS“由来”。如此腾挪跳跃，就仿佛是既与兔子逃跑，又和猎狗追赶，把休谟所指出的“是这样”(is)和“应该怎样”(ought)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了。这种混乱的逻辑，民间谓之“狗配猪，糊里糊涂”，真能叫我们看个饱。

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如果无法否认列宁与毛泽东具有一脉相承的传承关系，那你就无从否认列宁最早从理论原则上指明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你也就不能认定自己“对”，别人“不对”。当然，列宁的论述不同于毛泽东，也没有人说过他们的论述相同――不然的话，从列宁到毛泽东，还要那么多争论干什么？只是，当你把“革命导师列宁”的贡献一笔抹杀的时候，你也不想想，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

其实，我对“对象和含义”的理解根本就没有任何错。而且，错与不错，与议题本身并不相关。对也罢，错也罢，总之没有影响对“由来”的考察。你拉扯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干什么呢？实在讲，这位周某，我感觉基本上没有受过理论思维的训练。他凭借的，仅仅是直觉。而且，他运用史料的方法，真应了陈垣老先生的那句名言：“读书少，胆子大”。

再说了，这“列宁最初指明”又不是我第一个讲的，你有什么权利把这知识产权赠送给我呢？想栽脏陷害吗？事实是，孤立的，是你，不是我。既然别人也作过这样的判断，那么，你不攻击别人，为什么偏偏攻击我呢？瞧我好欺负吗？告诉你，本人以钱锺书先生的治学风格为祈向，顶难对付。

还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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