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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斯大林、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分歧，也不能不谈中国托派在这上面的观点，而周文对此是照样只字不提。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莫斯科大交锋与这个理论的形成没有关系吗？中国托派到哪里去了？
比如说，周文写道：“至少是1926年以前，尚未见到有人将两半概念联在一起用来概括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这分明是本人及其他学者早就得出的结论，他倒好，俨然成了他的考证成果。
比如说，周文写道：“蔡和森将两半概念联在一起来说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新概括，后为中共中央领导所认同并沿用。”然后便引六大为说。老实说，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蔡和森的提法与六大的决议有关系。从理论源流说，从逻辑关系说，它们之间当然有联系，但是，你说蔡的观点为“中央领导认同并沿用”了，好像很自觉似的，这纯属捕风捉影、牵强附会。
况且，既然“认同并沿用”了，你后面又凭什么说大会“没能把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情况”“搞得很清楚”？
既然“认同并沿用”了，那周恩来为什么说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在六大时，还是个严重的问题？
既然“认同并沿用”了，那为什么党内还有不同的讲法，而且新思潮派尔后还专门就这个问题作探讨？
而且，我要问周先生，你谈六大时打着引号的那些话，是出自什么地方？难道是六大决议的原文吗？我在六大的所有决议中，就找不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完整字句。
比如说，周文写道：“进入30年代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共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张闻天、苏华、吕振羽、何干之等，一致认定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段话很有趣。所谓“苏华”，即刘苏华，曾经批判过郭沫若，他的观点是认为中国经济（而非“当前的中国”）的“特质是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经济”。这里，“半殖民地”是作为“半封建”的定语出现的，哪里是什么“半殖民地半封建”？所以，他才又说，“中国经济的特质是半封建经济”，社会的性质却“尚是个半封建的社会，即是和经济的特质一样，带有半殖民地性的半封建社会”。区隔得不是很清楚吗？后来，沈志远在1935年发表《现阶段中国经济之基本性质》，竟然连措辞都和刘苏华一致。其实，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早在20年代就开始了，也不是什么30年代才“出现”。我敢说，“苏华”这个名，是从高军先生主编的资料集子上抄来的，不然他应该点出苏华就是刘苏华。
靠一部资料集子来论述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不去翻原始文献，不去作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李泽厚这样干过，我很怀疑周也是这样干的。
谈到这期间学者的观点，我不明白，周先生既然如此自示“博雅”，占有材料如此“丰富”，为什么不提李立三、瞿秋白、李达、潘东周、王学文、向省吾、李一氓、伯虎？难道他们没有此类言论吗？
我是通过对上述学者，包括周文所提到的全部学者观点的考察，仔细翻阅了14大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以及《六大以前》《六大以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以及《向导》《布尔塞维克》等旧期刊，进行综合比较之后，才提出：“1936年，何干之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中，正式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观点的。周先生似乎以为我没有见到过他所说的那些学者的观点，把我当作见闻不广、搜罗不周的腐儒村学究了。
得指出周文中的硬伤：“1938年3月，毛泽东在对抗日军政大学第3期部分学员讲话时强调说”，错。应该是“抗日军政大学第4期第3大队毕业学员”。而且，也根本不是什么“强调说”，而是通盘的、全面的阐述。由此一点，我敢推断，周某人根本没有读过毛泽东的这篇演讲。苏东坡曾谓：“须知酣放本精微。”周某之卤莽灭裂，可见一斑。无精微，何以为史学？须知，“酣放”之“出”，原本“精微”之“入”。这，还需要我来教你吗？
顺便讲一句，毛泽东这个演讲，同样是我第一次拈出的，而他周某也照用不误。用我拈出的材料来攻击我，是谓“登吾堂，入吾室，以攻吾”乎？
其实，关于毛泽东的论述，什么《论持久战》呀，《青年运动的方向》呀，《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呀，《新民主主义论》呀，什么的，是不必提的。为什么？因为这是尽人皆知的文献。提了，不能让人感觉你博雅，反而觉得你寒窘。做历史，要有新材料，要有新观点。“文章不写半字空”。这，还需要强调吗上一页 [1] [2] [3] [4]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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