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的呢！这文章的第2节，叫做：将“两半”概念联璧用来说明中国社会性质是蔡和森的理论创新。为此，他引了蔡和森。可是，在文章的第1节，也就是讲“对象和含义不相同”的那部分，他老人家是照样引蔡和森。对此，你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吗？同一个蔡和森，开始时是“对象和含义不相同”，接着便成为了“理论创新”。那么，请问，这“理论创新”与“对象和含义不相同”之间，有没有继承、发展的关系？这“创新”是凭空的杜撰呢？还是他先前"对象和含义不相同"的思想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瞧吧，同一个历史人物的一脉相承的思想，他居然都能割裂，打成两截，同时，照样说它们一脉相承。
而且，你说这是蔡和森的“理论创新”，那么，我问你：蔡和森对这个“创新”的“理论”，有什么系统的论述吗？蔡和森有过专门讲这个“理论”的文章吗？如果说，蔡和森把“两半”概念“联璧”了，所以，就算是“理论创新”，那么，我再问你：我首次拈出的，与蔡和森观点同一年出现的《国际评论》创刊词，同样“联”了“璧”，算不算是“理论创新”呢？你怎么不置一词？为什么只孤零零的提蔡和森一个人？老实告诉你，我本来就怀疑这刊物的发刊词，原就是蔡和森写的！
其实，是不是“理论创新”，没有人会和你抬杠。你说“是”，那就“是”，无非是个理解不同的问题嘛！不过，你没有权利把自己的理解当作“惟我独尊”的唯一真理。要是抬杠的话，我就还得质问你：既然蔡和森早在1926年就有了“理论创新”，那么，为什么围绕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却偏偏是在1926年之后爆发出来的呢？而且争了个不亦乐乎、一塌糊涂。蔡和森都“理论创新”了，还争个啥？
四 关于毛泽东两半论的成熟时间
这个问题，我的原文是这样写的：“何干之1937年秋到延安，毛泽东曾有意请他做秘书，故一般认为，何干之的研究对毛泽东发生过直接影响。就目前的资料看，至少在1938年3月，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思想即已成熟，其标志是这年3月20日他对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毕业学员做的演讲。”我仔细斟酌这句话，再对照周某的批判，实在想不出这样说有什么“错误”。
这里牵涉三个小问题。
第一，何干之的著作对毛泽东有没有影响。这一点，拙文中用了“一般认为”的讲法。也就是说，这是许多人的共识。例如，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就指出过这一点（香港版，下册，813、815－816页）。到达延安后的毛泽东，出于战略考虑，开始用生平最大的精力致力于理论创建，以形成尔后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其时吸收本党学者的见解，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比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就是杨松等人起草的，曾经张闻天等同志修改。而何干之呢，作为抗战后第一批到延安的知名理论家，曾经深得毛泽东赏识，被任命为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毛泽东还给他写过信，表示赞赏他的有关研究。毛泽东曾想留他做理论秘书，他考虑再三，婉辞谢绝了。这些，就是最基本的“史实”，否定得了吗？你周某人对毛泽东与何干之的关系没有作半个字的考察，评什么就断然否定毛受过何著的影响？又凭什么说人家是“主观臆测的无稽之谈”？活生生的史实，在周某那里，居然被毫无根据地抹杀了，夫复何言！
我最恼周某的，倒还不是他在此处骂了我，而是，他竟然视而不见我介绍的毛、何交往背景，对基本的历史事实居然不作半个字的辨析，然后便决然骂人是“主观臆测的无稽之谈”。难道我所介绍的毛、何交往之事是虚构出来的不成？难道你否认毛与何有任何关系？
第二，抛开别人的影响，单就毛泽东自身的思想轨迹考察，毛泽东本人先前有没有过两半论的思想与认识呢？有，当然有。但是，这就说明毛泽东没有受过何干之影响了？事实是，正因为毛泽东本人早就对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有所认识和体认，见到何干之的观点才愈感亲切，愈能将其升华。为表明毛泽东有自己一脉相承的思想轨迹，我在文章原文中曾经说过，毛泽东“至少”在1926年9月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就已经确认中国是半殖民地，同时认为革命的最大对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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