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俄共的极盛时期。这一时期从1995年年初到1996年年中。俄共达到极盛的标志是：作为反对派政党，俄共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不仅成为现政权强有力的竞争者，而且几乎改变了俄罗斯政治进程的发展轨迹。

　　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的胜利除了给俄共领导人“意外的惊喜”外，也增强了他们通过竞选夺取政权的信心。他们知道，要想在现体制内取得主导权，还必须拥有议会多数席位或争取总统选举的胜利。按照新宪法，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定于1995年12月进行，半年之后即1996年6月还将举行总统大选。从1995年年初起俄共就拉开了架势，开始为年底的议会选举进行精心准备。

　　1995年1月21～22日，俄共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为俄共明确提出了参加竞选的三个阶段性目标：第一阶段是“争取在议会选举中取胜。进入议会后力争在议会组成‘人民爱国’多数派，同时提出合适的总统候选人”；第二阶段是“在总统选举中确保爱国力量代表获胜。此后组成人民信任的政府”；第三阶段是“在‘爱国主义者'当选总统后，在俄罗斯各地区进行地方立法和执行权力机关的选举。这三个阶段的过渡时期结束后，将召开制宪会议，筹备宪法草案，自下而上地以苏维埃形式恢复人民政权”[2] [3]

　　按照这三个阶段性目标，在竞选活动中，与其他政党和选举联盟相比，俄共的竞选策略更具有针对性。这些策略包括：1.利用现政权内外政策的失误抨击“民主派”的改革方针；2.打出“强国思想、爱国主义和国家统一”的旗号吸引广泛的同盟者；3.发动地方基层组织开展对普通选民的宣传鼓动工作[3] [4] 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宣传俄共主张。几年来，俄罗斯政府执行的激进经济改革政策导致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社会贫富悬殊加剧以及犯罪活动猖獗等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加上车臣战争的旷日持久，民众对现政权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强烈。而俄共在竞选活动中采取的具有平民主义色彩的宣传攻势也勾起了部分选民对苏联时期社会安定与温饱生活的怀恋，在俄罗斯民众中引发了一股颇为强烈的怀旧情绪。

　　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因素的作用，在1995年12月17日举行的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对现政府不满、希望改变现状的选民把大量选票投给了许诺“恢复俄罗斯大国梦想”的俄共。选举结果，俄共异军突起，获得22.3%的选票，加上在单名制选区中获得的议席，俄共共获得157个代表席位，占450个杜马议席中的1/3强，一跃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经过两届国家杜马选举，俄共已经从复兴走向崛起。俄共在国家杜马中的优势地位也使它成了现政权最大的反对派。从第二届国家杜马开始，俄罗斯国内常常习惯地将国家杜马称为“共产党的杜马”或“左派的杜马”，将总统与议会之间的矛盾直接看成是“民主派”与俄共等左翼反对派的争斗。然而，俄共领导人并不想就此停住脚步，他们希望继续赢得总统大选的胜利。

　　在1996年总统选举中，面对咄咄逼人的左翼反对派，为了保住“民主派”政权和防止“共产主义势力”重新上台，背水一战的叶利钦几乎动用了一切竞选手段与以俄共为首的左翼反对派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政治决战。尽管当时有11位总统候选人参加了竞选，但实际竞争始终是在叶利钦和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之间进行的。经过两轮激烈的较量，叶利钦终以微弱优势击败久加诺夫，成功蝉联第二届总统职位。俄共也由此失去了一次最有希望执掌政权的机会。

　　有关俄共在这次总统选举中失败的原因，俄罗斯政治家及各国学者曾做过多方面分析，得出的许多结论各异。其中，最普遍的看法主要有：俄共的竞选纲领不切实际，没有给选民提出明确的国家发展方向；俄共竞选资金不足；久加诺夫本人缺乏领袖魅力；叶利钦利用执政地位，在竞选中采取了俄共所缺乏的各种有利手段，等等。

　　除上面这些原因外，本人认为，在1996年总统选举期间，还有一些非策略性因素（指那些对选举过程有影响、但难以控制的因素）也起到了左右选举结果的作用，其中某些因素甚至还转化成了影响选举结果的决定性因素。它们主要是：

　　1.大多数选民中普遍存在着不愿意再回到过去的心态。

    在处于社会转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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