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以十年来俄罗斯的政治发展为线索，概括俄共由盛而衰的发展轨迹，并在分析俄罗斯社会转轨特殊性的基础上，揭示俄共兴衰的内外原因。
 
    二、俄共势衰的原因
 
　　在俄共从创建到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再到失去议会第一大党地位的发展过程中，即使处于自己的极盛时期，或者在其最有影响的时候，它都没能像某些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那样取得执政党的地位。究其原因，其中既有俄共自身的缺陷，也有俄罗斯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

　　（一）俄共势衰的自身原因

　　第一，俄共没有认真总结苏共失败和苏联解体的教训，以致不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提出有别于传统、能够吸引社会大多数人的全新的社会发展方向。

　　脱胎于苏共的俄共并没有建成一个适应社会变化的全新政党，相反它的创建者拒绝任何社会变革。1993年恢复重建后，俄共意识形态上的这种保守性也没有完全消除。一方面，俄共新的领导人面对以社会民主为核心的主流意识，被迫放弃了部分马列主义信条，提出了利用合法手段“夺取政权”的思想；另一方面，他们又沉湎于对旧体制的怀念和对恢复苏联的热望。成为体制内政党后，俄共以对抗现政权为己任，扮演了“不妥协反对派”角色，以反对政府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为其议会工作的重心。俄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偏激，以及它的非建设性反对派立场，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俄共领导人与时俱进、遵循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能够符合大多数民众利益的正确主张。从俄共纲领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苏共和苏联历史的反思被一些概念性和表面性的词句所代替，而对俄罗斯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展望也没有超出传统社会主义的范畴。[9] 1996年俄总统选举时，正是俄共纲领上的这种保守性成了“民主派”攻击的把柄，俄共也因而失去了多数选民的信任，在许多选民心目中成为“守旧”、“倒退”与“恢复旧制度”的“同义词”。而俄共领导人一向用以对付叶利钦政府的所谓“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强国思想”等宣传口号，如今也被普京政府吸收过去，成为他治国理论的一部分。可以说，意识形态与行动纲领上的缺陷是俄共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

　　第二，俄共不是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表，而只是社会贫困阶层的代言人。社会贫困阶层的存在既是俄共复兴的先决条件，也是造成俄共势衰的主要因素。

　　首先，社会贫困阶层固有的保守性对俄共的政治思维和行动纲领起着束缚作用。如前所述，俄共的复兴首先是社会激进变革引发社会两极分化的结果。俄共重建后，因“民主派”推行的社会激进改革而出现的社会大量贫困阶层开始倾向左翼反对派，这为俄共的迅速崛起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依靠社会贫困阶层的支持，俄共取得了议会选举的胜利并成为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言人。正是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决定了俄共的行动纲领必须以社会贫困阶层的意愿为出发点，即使这些意愿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向。为了满足贫困阶层对现政权的普遍不满情绪，俄共不得不将自己置于现政权与现制度的对立面，以致常常被视为阻碍社会进步的保守势力而受到其他社会阶层的孤立。

　　其次，普京当选总统后表示政府将考虑那些支持俄共的选民的利益，他的这种平民主义治国思想赢得了部分贫困阶层的好感。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好转，以及普京推行了一系列消除社会贫困的措施，曾占社会人口35%左右的贫困阶层正在出现分化，社会贫困人口的数量也在相对减少，这客观上造成了俄共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的萎缩。在这种情况下俄共的势衰也就变得不可避免。

　　应该说，俄共与社会贫困阶层的结合是双方寻求互利的结果，但这种联合并未给双方带来多少实际的利益。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和行动纲领上的缺陷俄共没有能力为这一阶层指出摆脱贫困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社会贫困阶层的落后性与保守性又割断了俄共与社会主流意识及其他具有先进思想的社会阶层的联系，限制了俄共的自我更新与自身发展。目前俄共在党的建设方面面临的主要困境是：党员队伍老化，新生力量严重不足。在年龄及人员结构上，俄共基层党员基本上是以55岁以上的退休人员为主，25岁以下的党员所占比例很小，支持俄共的选民大多来自农村和中、小城市，受高等教育的人不多 [10] 党员队伍与群众基础上的双重危机表明俄共正在逐渐丧失其作为群众性政党的天然优势，且在与现政权的抗衡中也难以组织起广泛的社会联盟。

　　第三，恢复重建后，凭借合法手段俄共实现了从体制外政党向体制内政党的转变，这一转变推动了俄共的迅速复兴，但同时也引起了俄共党内及其领导人之间的严重分化。这种分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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