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源于思想分歧的党内派别之间的分化，这是俄共党内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长期斗争的结果。从积极方面来说，俄共领导人可以通过不同思想派别的交锋统一党内思想，从而实现俄共在新的政治形势下的自身嬗变。但从消极方面来看，这种思想分歧如果不能解决，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党内分化。事实也表明，缘于思想分歧的党内分化极大地削弱了俄共的战斗力，而且从它的发展趋势看，这种分化正在演变成为俄共的分裂。

　　其二是党内既得利益者与广大普通党员的背离。成为体制内政党后，俄共领导人把参加各级国家权力机关选举作为实现党的政治目标的手段。凭借在选举中的胜利，大批俄共党员进入各级权力机关。据称，目前在俄罗斯89个联邦主体中，有近一半的地方行政长官职位被俄共党员或俄共的支持者所掌控。这一现象说明，目前很多俄共党员已经融入了现政权，并从现政权中获得了很多实际利益，成为党内的既得利益者。根据俄罗斯宪法和有关法律，国家杜马代表享有政治豁免权及其他特殊权利；国家杜马代表的月工资与政府部长的月工资相等，而国家杜马主席的月薪相当于俄罗斯政府总理的月薪；联邦主体地方行政长官还握有许多宪法规定的管理地方事务的实权。近年来，随着这些党内既得利益者队伍的不断增大，以牺牲党的整体利益来保全自己个人利益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其中一个最典型的实例就是：1998年政府危机期间，国家杜马中俄共议会党团的大批成员为避免叶利钦解散议会以保住自己的议员地位，公开违抗俄共中央全会决议，投票赞成基里延科出任政府总理，以致俄共反对叶利钦政权的计划遭到破产。应该说，这些俄共党内的既得利益者对俄共势力的削弱负有直接的责任。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俄共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与它的体制内政党的地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又反映出俄共行为上的矛盾性，它们表现为：（1）体制内政党应起的建设性作用与“强硬的反对派政党”非建设性作用之间的矛盾；（2）俄共纲领的保守与俄共上层领导人的务实态度之间的矛盾。在利益因素的作用下，这种行为方式上的矛盾性更趋复杂化，进而引起俄共党内及俄共上层领导人之间的分化。谢列兹尼奥夫等人拒不执行俄共中央命令与他们被开除出党的事实正说明了这一点。

    （二）俄共势衰的社会因素

　　第一，不愿意走回头路的社会主流意识对社会政治斗争的胜负有着决定性影响。俄共恢复重建后正值社会激烈变革引发剧烈社会动荡与社会分化时期，民众对现政权的不满情绪与怀旧心理为俄共的迅速复兴创造了条件。但是，社会情绪的左转并不是社会要求倒退的标志，这点从多数民众在议会选举中支持俄共、而在总统选举中支持叶利钦这一现象中可以得到说明。如上所述，投票率高（接近70%的选民参加了投票）是叶利钦获胜的原因之一，这恰好也证明了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政治倾向。纲领上的保守性与非建设性是俄共与社会主流意识相背离的主要原因。在大多数人看来，俄共对恢复传统苏维埃社会的企望就是要恢复过去的苏联模式极权主义统治，因而是不能接受的。可见，在俄共与叶利钦的较量中，不愿意走回头路的社会主流意识起了关键性作用。

　　第二，俄罗斯民主制度的特殊性对俄共的兴衰有着直接影响。1993年“民主派”以武力取得了对旧议会的胜利，确立了以总统集权为核心的西方式宪政制度。这一制度的内容包含了诸如多党制、三权分立与自由选举等现代民主原则，同时又赋予总统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绝对权威。依据这一宪政制度，一方面，俄共重新取得了合法地位，成为体制内政党；另一方面，总统的大权独揽又对俄共和其他反对派政治组织形成高压态势。尽管俄共在议会选举中连续占据第一大党的地位，但却无法直接参与政权管理，而执政集团却可以利用手中的国家机器、舆论工具丑化俄共，对它竭尽排挤、打压和分化之能事。相比较而言，除了得到社会贫困阶层的支持外，俄共几乎没有其他的社会政治资源，它不得不孤身同掌控着大权的执政集团相抗衡。

　　第三，与社会知识阶层相脱离是俄共不可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由于俄共所代表的社会贫困阶层固有的落后性与保守性，它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与作为社会先进思想代表的知识阶层的联系。一个突出的事例是，在1996年大选中舆论界几乎全部站在了叶利钦一边，这一现象仅仅用“执政集团收买和操纵舆论”、“新闻工作者缺乏良知”是无法解释的，这实际上说明了知识阶层的主体与俄共的对立。而俄共之所以在与现政权的政治斗争中难以提出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正确主张，也与俄共党内缺少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有很大关系。就知识阶层而言，苏联模式极权主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