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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语境;语词——略论胡绳晚年之历史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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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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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的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政治代言人和殖民主义侵华势力及其在华代表的斗争中，促使了中国近代政治的不断变革，中国人民也在探索中完成了推翻内外压迫的任务，人民共和国成立。
相对于中国近代历史而言，这是胡绳描绘的浓彩的历史场景；相对于他的历史文本而言，这又是他设计的大致的历史语境；辅益以诸如“阶级、革命”之类的语词，无论是观察他铺设的近代历史，还是玩味他设计的文本、语境，“革命史观”均跃然而出。
可印象中的历史观并不等同于学理中的历史观，必须解构胡绳赖以建筑其历史观的语词，才能在复置其于语境中加以考量后得其结论。也许，这种结论或异于胡绳的本意亦未尝可知。
二、语境的多重建筑与语词的复杂设计：“变”与“化”
胡绳本人对于他的笔法曾有表示：我写这本书是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10）。提出了“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未必即可以代表其历史观念体系（11）（自然相对于政治史来讲，这在方法论上其实也有某种切合），况且作为高明的历史学家，胡绳也不可能只在其历史文本中建筑一种语境，而借之建筑的更能真切表明其历史观念的语词亦不会只在单一层面上加以设计。那么，对于所谓的“革命史观”的观察，我们也不应单向线性地进行。
鉴于“农民阶级”是近代史学科中最具历时性的语词且又是通篇于胡绳近代史语境中以多面孔呈现的，我们不妨假之入手，来分析胡绳的历史观。农民阶级，胡绳的确把他从封建势力的场景中搬出，却又不得不承认他又是“封建语境”的势力。从太平天国一直到义和团运动，再从大革命到解放战争，政治语境中的农民阶级被赋予了革命的价值。（12）作为历史学家的胡绳不同于政治家的胡绳在于他虽然承认这一点，但却在特殊场合中又做过如下表示：
“过去说,…（农民）属于共产党一边的，是革命的依靠、基础。实际上，…（农民）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础…就具体的人说，他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不可能一开始就都自动跟共产党走”。（13）
单单一个语词“农民阶级”，仅仅在政治史语境中的表达，胡绳就做出了两种解释。
貌似冲突的语词使用，其实更真切地反应出了在胡绳整体的历史观中的复杂设计，而正是通过这种设计，才给予胡著的近代史以丰富的语境色彩。
在“革命的价值”中的农民阶级，即使是作为反抗封建势力之另一方地主阶级出现，胡绳也强调他的伟大与革命。因为作为铺设近代半封建社会政治史底色的历史观点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两大规律，依据这些规律，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至少在政治层面上带有反抗剥削的正义性与合法性，“革命性”当然是理所当然；更何况反过来，如果不这样设计，对于半封建社会的庞大统治集团的政治命题就不好处理了。半封建统治势力政治上反动且腐朽凶残，推翻他们的政治反抗既是合乎于情、又契之于理，在漫长的半封建社会，能够反抗且“推翻”他们的只有同为封建势力的农民阶级。
那为什么在《关于“中间势力”》的谈话中，胡绳又做了如是的表达呢？
胡绳必须指出：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具备引导农民阶级来建设共和国的可能。证明这一点，在史实上又有资产阶级的纲领和行动来支持，在理论上可以用软弱性来支持，可作为命题的第一端。农民阶级，如何用史实证明他们有反抗之勇气与行为的同时，再通过理论来“限制”他们的历史地位？于是可以借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两条规律再来证明他们属于小生产者，属于封建阶级，不可能自觉地完成这一伟大的建立共和的任务。这样就给新生的（却不是唯一的）力量——无产阶级和未来的共产党“预支”了合法性与合理性，所以作为“中间势力”意义上的农民阶级便出现在拟就的《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中。
既然意识到了农民阶级的历史的另一面，为什么不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展现呢？同一个语词的使用，就牵涉到了另一个语词的使用，或许把两个语词及相关语境迭次打开，这个问题才能够稍微明白，这个语词就是“革命”。
“革命”的历时性不亚于“农民阶级”。胡绳自己时推崇革命的，他不单单是承认革命。胡绳认为：“中国近代史中发生了多次革命，这些革命几乎都不能不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这里说的革命是指推翻旧的统治阶级，改变旧的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我的观点是，即便是有严重缺点的、不成熟的、有许多负作用的、一时没有得到完全成功的革命。如果它是适应了阶级斗争向前发展的形式而发生的。它就不能不被认为是必要的，是推进社会历史进步的。”（14）
在这里，似乎可以明白之所以不把另一种设计下的“农民阶级”搬到第一种设计下的“农民阶级”那里去，其原因在于“革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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