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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目中真正的英雄。极度宗教狂热与极度无信仰相遇。本·拉登的女性崇拜者非但不愿全身罩在黑袍，连毛式灰制服想也不会去想，当他／她们充分享受"一夜情（或性）"时不会担心在脖子上挂着"破鞋"游街。他们崇拜本·拉登是敢于向使这些天然"精英"不能进入的那个世界"中心"挑战。
一些居于边缘国家与中心格格不入有可能有可能被打为"无赖国家"者遭受"制裁"，弄不好便可能遭受如科索沃式的狂轰滥炸。这些国家的上层的贵族豪门子弟在美国成为新移民和亚文化层，以反中心主义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表达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另一方面本土之内弱势民族的离心倾向又使之毫不犹豫在反恐怖主义法上签字。而这种两面性与美国国家哲学之实用主义在人权与反恐怖主义等决策上的双重标准形成双重反向对应。这就不仅"在可口可乐与圣战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而是某些表面相反的东西却存在着更广泛在更深更远的关系。恐怖大王的崇拜者未必不是美国文化的"追星族"；反现代性论者在实际生活上可能更牢固地依着于现代性；越是边缘化也许受着越强的"向心力"作用。正如布尔迪厄指出，知识分子作为"统治者中的被统治者"，尽管"反抗他们称之为资产阶级的人，但他们却忠于资产阶级秩序"。就此而言，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反正都是"性"；作用力，反作用力，反正都是"力"，可以说"恐怖主义的根源是现代性"。
嗜血成性的本·拉登"见美国人就杀"的种族灭绝主义观念比希特勒的灭犹主义有过之无不及，他的下场当然不会更好。山姆叔如不就此反省自身后面还会有更大苦头。塔利班与本·拉登的覆灭之下潜伏着新的世界危机，汤因比在"冷战"期间有一句名言，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打法，只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将用石块和棍棒来打。即使把所有美国人从地球上清除得一干二净，这个世界的贫富两极之基本结构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所有宗教、民族与文化的矛盾冲突无不根源于此并随时可能激化，因此即使本·拉登的恐怖组织成员全部被斩尽杀绝，这个世界也不可能指望持久太平。正如曼德拉在联合国召开的第三届反种族主义大会上所说："压迫者与受压迫者都同样被剥夺了应有的人性：当我剥夺他人的自由时，其实我也并不真正自由"。
世纪末前后的包括本·拉登在内的恐怖主义是一种国际性的新型恐怖主义，它们与各种各样的正教或邪教的"末世论"之流行有关，诸如末日审判、天堂地狱、转世轮回、再生复活等等。在本·拉登的训练营地一方面进行攻击杀灭的训练，一方面灌输这样的思想。使那些执行恐怖任务的殉教者笃信他们为"安拉（伊斯兰上帝）"杀灭带来世界末日的异教徒而死就会升入天堂。所以这些为宗教狂热驱动的年轻人毫不犹豫地充作"人体炸弹"去屠杀无辜。天堂与地狱对应着现实世界的贫穷与苦难。他们牺牲自己年轻生命去杀灭他人的原因正是他们的人民贫穷和苦难的原因。
２０００年塔利班毁坏巴米扬石佛群像时奥马尔曾声称："我对伊斯兰教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凡是有悖伊斯兰教的东西都应该被销毁。"正是比"第三帝国"更为独裁专制残暴的种族主义与宗教狂热主义的极端分子的世界统治的疯狂企图带来疯狂的行为。福科在《疯颠与文明》一书中说："不再由时代和世界的终结来回溯地显示，人们因疯颠而对这种结局毫无思想准备，而是由疯颠的潮流、它的秘密侵入来显示世界正在接近的灾难。正是人类的精神错乱导致了世界末日。"世界末日景象正是一群执于末世说而丧失人的基本理性妄想世界同归于尽的狂人制造出来的。
"全球化"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在多国资本中通过种种经济与政治、军事的联盟联合成一个整体，另一方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圣战者组织也在阿拉伯世界以外，在凡是有穆斯林的地区进行"全球化"运动。正当难以彻底摆脱自由主义的西方左派把"非我族类"话语融为一种消解本土权力之世界主义之时，同样难以摆脱专断主义的东方左派却把"说不"上升为强化本土权力话语的国家主义。布鲁斯·罗宾斯《比较世界主义》中一文指出："当我们今天谈到’世界文学’或’全球文化’时，我们不是在命名某种经典的可延伸性，我们是在谈论一种塑造全局的新框架，它既重新估评鲜为人知的文类，也重新估评那些长期为人们接受的文类，它产生出新评判要领和标准，甚至还影响了那些从不’搞’世界文学和殖民地话语的批评家――影响了所有的批评家，就是说，它改换了批评对精神事业的整体感觉。它所指的知识分子或批评家，好像以一种前所未有而又有点神秘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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