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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变得具有了世俗性或跨国性或者――用一个有意引起争议的词语来说――世界性。但是这种世俗性或世界主义似乎还没有发展到进行自我界定、自我合理化或自我辩护的阶段。"
在后现代全球化氛围中，当文本主义为泛文化取代，文化以其无边包容性涵盖了一切时，也遮蔽了一切，遮蔽了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民族性、文化身份模糊了阶级分野。正如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把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中的阶级代言修改成文化身份。在马克思时代"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在后现代市场经济全球化之民族国家中，"资产者没有祖国"。没有恰当政治和文化上的代言者的工人阶级却有可能在"股票持有者"的梦想中丧失自己，又从自为的阶级返回自在的阶级。诚然，本杰明有一句明言："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但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对当前恐怖主义的批判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正如"革命"本身也不可避免恐怖，如法国１７９３年，便认为历史上的革命一概可在"告别"之列。这也就是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上，不分前现代、后现代之非历史立场。这样看"恐怖"问题必然陷入历史相对主义而失去基本的是非标准。正如利奥塔把"总体"作为恐怖的根源。这样对恐怖主义本源的探讨的结果必离本源更远。而这种话语的"本源"正是那个产生"思维教条"之中心。反现代性也好，现代性批判也好，有一个以什么立场，反现代性中的什么东西的问题。"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这个问题上，"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把现代性看作前现代性的进步，前者则否认，拒绝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只能仰赖文化批评，变成一种"镀过金"的文化身份之时髦。新老左派无以在"阶级"这个座标系上定位，如无本之木，无根之萍。在那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权力话语的地方，知识左派与官方意识形态有着纠缠不清的思想渊源与实际利益关系。英国老左派佩里·安德森期待以一场阿拉伯革命来代替恐怖主义。"革命"，有喊"告别"的，就有召唤的，然而究竟来不来不是由喊声决定的，虽然这种喊声不在历史之外。切·格瓦纳没有来，本·拉登来了……"革命"不在其道，邪行必大虐于世。这正是人类在末日前从用石块棍棒厮杀到把剑铸成犁，从"后"到"后之后"并走出"后之后"的一段难耐的过渡时期，以全部失语和聒噪所传达的基本苦难与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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