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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史研究的人文主义取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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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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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框架下的地方“向化”过程。基于这种历史观念，加上在近代科学方法关于“特 殊—一般”、“局部—整体”、“个性—共性”的归纳式思维习惯支配下，人们一般相信，以地区为单位的历史研究的价值义要在于：中国疆域太大，只能先把每一个地区的历史研究清楚，才可能做全国的综合的研究。按照这种非常通行的想法，地方的历史，只是全国性的整体性的历史在地方上局部地更细致地展现的过程，而地方史研究，只是作为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性研究策略。虽然地方史研究也被期待着不仅可以揭示更多的“地方特色”， 丰富人们对历史进程的地方性细节的了解，更可以补充甚至修正在所谓的“全国性”研究中所获得的历史知识，但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地方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往往只被定位在提供特殊性认识的意义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视为一种具有初级性和从属性的研究层次。
由于地方历史是放在国家历史的话语系统中去理解，被视为是相对于“整体”而言的“局部”的过程，这一过程又被界定在特定的地域空间之中展开，“区域”的界线划分和认定，也就总是基于某种地域性的认同，并往往以国家行政体系下的政治边界为依据。当研究者刻意地使用“区域”、“地方”、“国家”这样的范畴作为历史过程的单位时，以一定的地理界域为对象的历史叙述，常常成为营造地方意识、建构地方认同的资源，表达着人们对“国家”与“地方”关系的一种体认。由地方历史表达出来的，可能是一种国家主义的观念，也可能是一种地方主义的观念，但无论如何，作为“地方—国家”认同的话语表达，地方历史叙述都会着重在以发现和抽象出所谓的地方特性为目的。于是，在历史研究中的地域和地方的疆界就总是倾向于明确化和凝固化。
地方史研究的这种倾向，亦为近代科学方法中的分类观念所支持。在大多数的研究中，“地方”和“区域”一类范畴，常常被看成是一些固定的、僵化的、非历史的分类概念，所谓的“地方特性”被抽象成为一种超历史的事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支配着研究者的认知和叙事过程，从而使关于地方历史特性的表述成为一些非历史的概念。在一些有关区域研究方法论的文章中，经常被讨论到并且被认为是开展地方史研究前提的一个话题，是如何去划分区域，根据什么标准去划分区域，这个问题被提出来并被视为开展区域研究的前提，反映出研究者不言而喻地把区域理解为一种有固定界线的历史单位，至于其界线如何划定，则是根据研究者自己对“区域”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实际上仍然是出自国家话语霸权下的历史观念。但是，如果地方历史以及在地方历史中呈现出来的所谓“地方性”，仍然是用国家历史话语去表达和诠释，那么，地方历史与国家和王朝历史其实就没有根本的差别，地方历史的独特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改变对全国范围的所谓“共性”的了解亦令人怀疑。
如果说常见的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大多不是出于国家主义就是出于地方主义的关怀的话，姜伯勤老师以石濂大汕等一批清初禅僧的活动为中心的岭南禅史研究则表现出不同的旨趣，其最显著的特色，是超越了“国家—地方”二元对立的话语，本着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追求一种对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的理解和体验。这种研究旨趣，与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史学大师为代表的现代中国史学传统有一脉相承的联系。这种史学传统对地方历史的研究取向，典型地体现在清末以来取得显著成就的西域南海史地研究的实践中，无论是在史家所揭示的客观事实层面上，还是在史家的历史认识层次上，都打通了地方历史与国家历史的界限，表现出与过去的舆地方志学传统不同的旨趣。姜老师在这部著作中，通过石濂大汕等清初活跃在岭南地区的禅僧的活动，描绘出清初岭南的社会图景和文化气象。这种图景和气象，固然呈现出当时“岭南”地域社会的文化面貌，但这里所呈现的社会面相和精神世界， 是由一大批生活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的历史活动创造出来的，他们的身份认同并不由他们的地域归属去界定，他们的活动空间和文化网络也没有地域界线的限制。这一幅历史图景的展示，在认识上也就有着超越了地域性的价值，历史家透过这些历史事实建构起来的历史认识，就不只有地方性的意义，而更多地表达了史家对历史的理解和体验。这部著作所叙述的不独大汕一人，所审视的也不只清初一时，所探讨的更不限于岭南一地，我们要读懂这一段历史，要透过这段历史去理解当时的时代和精神，就需要跟随着大汕的足迹，优游涵泳于无疆无界之历史时空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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