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农业文化除了它特有的经济政治观之外，还有反映农耕世界特有的音乐舞蹈形式的“情感文化”，表现工具技艺状态水平的“工具文化”，体现农耕世界人群社会行为规范的“风俗文化”它们共同合成了农耕世界的大文化系统即农业文明。古代中国为典型的农耕文明。

　　当然，在确认环境影响民族文化的同时，我们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地理环境当然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且它当然影响到社会之发展——它是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作用的。然而它的影响，并不是有决定作用的影响。” 这是因为，首先，地理环境所能“培育”的仅是人类文化的“幼芽”与“胚胎”。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提高，地理环境的作用在逐步削弱。其次，一方面地理环境影响文化，另一方面文化一旦形成又反过来促使人们改造自然环境。“社会发展是由人类自身劳动生产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所推动所决定的，与地理环境无关，地理环境根本不能决定社会发展。” 最后，自然环境无法“独自”培育文化，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综合体的合力“选择”。简单地说，自然环境必须与“中介”，即与社会生产样式与社会构成样式相结合，才能选择出相适应的文化。“地理环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地理环境的优越与否，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可以起加速或阻滞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应看到古代自然经济时代，特别是在古代社会，这种影响很大。”

　　二、人与土地关系：原型亚洲文明

　　文明体系的形成及被人与环境的对应关系决定，对应关系的不同，形成人类文明体系的差异。亚洲大陆区，即典型的大陆区，人和环境的基本“对应关系”是“人—土地”之间的关系。“人类社会最早、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土地是中世纪封建社会经济形态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它在各种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由于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因此，在中世纪封建社会中土地是各种生产资料中占统治地位的主要生产资料。” 这一对应关系从“人”出发，“人”依赖土地，通过利用土地与享用农产品维持生计。其关系特点是：人—土地—耕种—自给—人。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结构形式主要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所有制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农业租佃制，尤其是分成租制，中国封建社  
会又长期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这就使得农业生产这个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生产部门，一直以生产粮食为主。尽管秦汉至唐宋时期，农民在主要种植粮食作物的同时，也种麻、油料等个别经济作物，但几乎微不足道。这就使以粮为主的单一农业经济结构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重要表现形式。” 中国社会中人一旦与土地结上关系，即形成一种社会运动法则。这一运动法则与中国前现代社会经济结构固有特点密切相关的，即三个突出特点“第一，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第二，单一的农业经济；第三，商业资本和土地、高利贷资本相结合，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三位一体。” 由此产生的法则称之为“人——土地自然法则”。这个法则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人口的无节制增加”与“土地的无节制倾泻”。

　　第一、人口“无节制增加”。农业劳动的集约性、季节性与单纯性，刺激了对劳动人口的“无节制需求”。农业人口的增加绝无计划性，以“不可逆”的方式进展。

　　第二、土地的“无节制倾泻”。相对于人口的无节制增加，土地面积在绝对意义上，总保持不变的常量，土地的肥力也在不断减退中。然而，土地从来不会长期均等地配置在农民手中，总以“水往低处流”的形式快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即所谓“土地兼并”。我们称之为“土地的无节制倾泻”。

　　“人口的无节制增加”与“土地的无节制倾泻”的并存、矛盾与冲突，是“人——土地自然法则”的基本含义。如此法则的存在，构成亚洲文明体系的基本物质原因。当然，我们还要考虑到：农民负担问题与天灾、人祸等问题。“农业负担问题过重，这是一个比起小农经济的生产结构不符合现代要求更为严重、更为致命的病症。” “天灾和人祸。最主要的是饥荒、瘟疫、战争这三大项。中国史上这方面的记载很多，造成巨大的破坏，时常看到‘中原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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