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两种形式。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这种变化的不同形式无不与事物内因的作用和外因的影响有关。社会经济形态演进中的渐变形式，主要是由内因的作用引起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中的突变形式，则可以是内因的作用，也可以是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引起的。这种内因与外因，渐变与突变的关系，体现在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常规之中。这里所说的内因，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它在政治上的表现即对抗的或非对抗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里所说的外因，就是民族关系、战争征服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家兴亡、王朝更迭。当然，国家兴亡、王朝更迭也可以由内因引起，但常常是‘内外交困’的结果。这是作为内因、外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成为此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外因的。特别是古代东方社会中，国家、王朝凌驾于社会之上，通过组织、管理公共工程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施加影响，所以它的兴衰、更迭对自我封闭的农村公社经济来说只是一种外在因素，通常只起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如同战争征服一样，国家兴亡、王朝更迭决不是衡量社会经济形态演变与更替的尺度，它们至多只是一个辅助的‘参考数据’。”
（二）、王朝更迭
中国社会动乱的初因是流民剧增与农民（流民）暴动。同时，“天灾和人祸。最主要的是饥荒、瘟疫、战争这三大项。中国史上这方面的记载很多，造成巨大的破坏，时常看到‘中原萧条，千里无烟’，‘百姓流亡、死者涂地’，‘白骨蔽野、人口百不存一’等话。大饥、大疫、大战还导致农民大流动，饥民流亡各地，社会动荡。” 流民（失去土地的农民）是社会的动荡震源与暴力引媒，而究其起源，则在于农业社会的最大分配不公即土地不均。而使土地分配恢复平均的方式只有两个：流民暴动与皇权专制。土地不会自动回到农民手中，除农民暴力之外，皇权对土地分配的强制干预实为妙法。中国人口众多，土地缺少，当众多的“饥儿”围绕着一块有限的“蛋糕”（土地），争夺与暴力在所难免。“强壮的儿童”与“弱小的儿童”在“蛋糕争夺”中，后者总处于弱势，由此阶级产生、不平滋长，动乱益烈。这样，社会就必然呼唤一个“超然的强者”与“看得见的第三只手”，用超乎强者与弱者之外的超社会力量，安排“儿童”的秩序，决定“蛋糕”（土地）的均分；这第三种力量，无异就是皇权的力量。诚如福泽谕吉所说：“一国实行专制政治不一定是专制君主和官员的过错，实际上是国民……自己招致了这一不幸的政治。”专制主义实际上和农民有很大关系，可悲的农民祈望“土地的绝对平均”，结果总欢呼王权的复活与皇帝的再生。 专制主义由此在农民的吁求中真理化、权威化与渗透化。皇帝崇拜成为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强势思维态势。 “平均”必然抹杀“平等”。“平均”、“平等”不可共存。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合理社会中，“平等”是“机会均等”与人格平等，而在中国“经济平均”的社会，一切生活资料（如土地）都由皇帝授予，农民绝难获得社会意义上的“机会均等”，被视为“小民”，而失去“人格平等”。中世纪人民以承受经济、政治与文化专制的巨大代价，换取土地的平均、社会的安定与起码的生计。以“平等”换“平均”，为平均促专制，“平均”和“专制”成了“孪生子”，“平均——专制”的自然连锁由此而生。
尽管中国每次农民起义都开创新国家和新政府，但总体而言仅对旧“旧亚洲圈”作调整与恢复，是乃中国历史的悲剧。中国历代王朝总把“平均”视为基本国策，长期实行“平均策”，寿命必长，不实行“平均策”，则其必然成为“短命”王朝。汉唐盛世何以成其“盛世”？秦隋何以“二世而亡”？一个原因就在前者持久有效地实行“均田”，而秦隋“均田”不力。
历朝施行“平均政策”，也产生恶果：中国人的创造性、竞争性和追求财富的欲望由此抑制，工商不起，市场委顿，商品经济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如果要问现代化为什么最早发生于西方而不是亚洲的中国，原因要从这其中去找。为什么旧亚洲社会是一个相对的“停滞社会”？ 为什么旧亚洲文明是一个相对的“停滞文明”？“问题的根本就出在‘农工商虞’四业哪一个都不能获得相对独立发展的环境。” 一个重要原因是旧亚洲文明内部总是产生不了“市民”。为实行“平均主义”，必须抑制强商。随着一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手工业品和商品必然有所需求，商业和手工业就会有所发展，他们力量的强大就会危及到社会统治：强商总用金钱购买田地，结果加剧土地兼并，社会均衡局面被打破，最终发生社会动乱，因而中国皇帝总实施“抑商政策”。“从本质上说，帝国时代富商大贾的存在，表明传统时代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一体化的框架内，商品经济不能独立运作，不仅没有能对旧的生产方式－政治体制起所谓‘解体’的作用，相反它却沦为政治权力的‘婢女’，造成呢权力与财富畸形‘联姻’，刺激官僚特权阶层贪欲恶性发作，加剧政治腐败与社会震荡。” “重农抑商”政策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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