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由于前现代中国为典型的农耕世界，“人与土地自然法则”形成“原型亚洲文明体系圈”，进而形成前现代中国的王朝更迭现象。前现代社会的中国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互动关系是王朝更迭的决定性问题。自然因素、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互相影响更加剧了这种历史变化的可能性。而“人与土地自然法则”是决定社会变动的经济基础，它与前现代中国的王朝更迭密不可分的。这是前现代社会的困境所在。因此，“原型亚洲文明”要进入更新时期，改造为“新型亚洲文明”即社会大转型。“经历许多挫折、失败之后，直到最近，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我们进行的社会改革，从本质上说，不是以谁为师，而是人类历史上各民族（除非中途消亡）都要经历的一种社会转型，一种历史大转折它是要由原来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变到现代工业社会，也就是美国托夫勒所说的由‘第一次浪潮’进到‘第二次浪潮’，一般简称之为‘现代化’。”

　　宇宙依自有的轨迹运转，社会依自有的规律运行。人类社会大体经由自然社会--土地社会--市场社会这样三个阶段。目前世界所处是第三阶段。社会发展的三阶段，确定人类自从举着火把，走出丛林，已完成他做“人”的三个“年龄”段，其一是“丛林人”，其二是“土地人”，其三是“市场人”。这三种人又可以说成是“自然人”、“农民”与“市民”。回过头去说，依用“人”做标准，人类社会又可说成是“自然人社会”、“农民社会”与“市民社会”。三种“人”，三个“社会”，规定出三个时代：“自然时代”、“农业时代”与“工业市场时代”。有人预见，世界不远的将来，还会由“工业市场时代”进入“知识市场时代”。如同蒸汽机曾象征过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象征则是不可一世的超级“电脑”。

　　现代化简单要素有三：工业的、市场的、市民的，也可发现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革确是朝向这三个目标努力。我们的生产方式曾经是农业的，而后工业。这一点比较容易做到，然而将“土地”中国形变为“市场”中国，却千回百转。因大家所熟知的原因，中国在很长时期，是“工业”的但不是“市场”的，是“农民”的、“半市民”的，而非“市民”的。中国由此不归属“现代”而为“半现代”。社会进步的功绩在于使工业中国进而转化为市场中国，在于让国人摆脱“土地”与“计划”的绊索，走向绵延乡村，接通世界的现代性生态世界--市场，使原来的纯农民与“半市民”（不与“市场”接轨的工人与城市民众）发生市民性身份变化。眼看着近现代中国与中国人的实态发生巨变，文化将何以自处？不“追随”不行，不适应不行，唯一的出路是再造、“重构”与更新。重构的目标取向也已经规定：所更新的文化将是工业的文化、市场的文化与市民的文化。它将从以前的“农业的文化”、“土地的文化”与“农民的文化”中蜕变出来，掉头朝前，义无返顾。

　　文化重构是文化的“新建设”，即是文化的“更新”式建设。“马克思主义指出，社会经济形态是社会诸形态中最活跃的因素，无时不处在前进与发展的过程中，当社会经济形态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老文化’就会因跟不上历史的需要而衰竭。此刻社会发出‘文化更新’的呼吁，并作出这方面的努力，直至旧文化更新，新文化诞生，重新与新经济形态处于同步共进的状态。因此所谓文化更新就是适应社会经济状况的急剧变化，变旧形态的文化为新形态的文化。在现代，文化更新意味着将落后的，适应旧时代的农业文化，转变成适应工业时代与适应市场时代的‘工业精神’与‘新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