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土地自然法则”与皇朝兴替

　　（一）、原型亚洲文明体系圈

　　“人——土地自然法则”的存在，使“原型亚洲文明体系圈”得以形成。这个体系圈以如下的顺序作周期性的运动：

　　第一，“人口无节制增加”，人口激增，土地不增，土地肥力衰减，由此造成社会“人口超负荷”，导致流民剧增。

　　第二，“土地无节制倾泻”将更多的人口赶离土地，流民问题更趋严重。流民产生。

　　第三、土地分配的均等性被打破，社会不均的现象早日趋严重。流民产生。

　　第四、流民组合，成为威胁既成秩序的“脱秩序力量”与“暴力源”。中国历代多流民暴动，就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脱秩序势力”与“暴力源”。

　　第五、“流民群”与“脱秩序势力”增大，终于形成重大社会问题，流民暴动开始。“流民问题是困扰古代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流民问题的严重程度历来作为世之盛衰的一个标尺。对封建统治者来说，要使王朝长治久安，必须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使之“安居乐业”，维持农民和土地之间的亲缘关系，一旦这一亲缘关系中断，农民丧失了土地，不仅使朝廷赋役无着，而且大量的流民势必走上啸聚山林、铤而走险的道路，成为王朝更迭的重要力量。”

　　第六、流民暴动与近代市民革命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前者非新生产力的产物，而是古老农业生产关系的特殊接续与修复方法。“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暴动不绝如缕，差不多都与流民经常地大量地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七、流民暴动产生的直接结果：其一，超负荷人口因战争而部分消除。其二，作为“土地倾泻”主体的豪农受到冲击，流民企求的“土地均分”在战争中被强制执行。

　　第八、作为流民暴动产生的广义社会结果，产生“好皇帝”，依靠新政府强权之手，推行均田制度，达成土地均分的制度化。唐朝的繁荣与其公元624年实行均田租庸调法有关。基本内容是规定国家分给农民以永业田与口分田；田地可以买卖，但买田不可超过一定数额；农民按丁口向政府交纳租庸调。日本在624年也颁布《大化改新之诏》，将全国土地、人民收为“公地、公民”，规定农民可按人口分得“国分田”，死后由政府收回，土地归国家所有，不得买卖，是所谓班田制。两国土地制度稍有出入，但目的都是依靠政府力量施行土地平均制度化，以使农民回到土地，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 人与土地的矛盾缓和，社会由乱而治。

　　第九、封建皇权强健，出现“贞观之治”式的治理局面。

　　第十、皇权衰变，政权腐败，“人——土地自然法则”再起作用，新一轮“原型亚洲文明体系圈”再行启动，社会再次动乱。“尽管统治者为解决流民问题煞费苦心，尽管统治者的诸多举措能够收效于一时，但是造成流民问题的根源在于封建的剥削制度，历代统治者，无论贤与不肖，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封建社会与生俱来的痼疾。” “这里必须说明的，在古代中国水旱灾患时，往往引起严重的农民暴动，诸如元朝的弥勒白莲教及张献忠、李自成等农民暴动即是。但是，我们如果把农民的贫困和农民战争的发生的原因，完全归因于天时气候，那就绝对错误了。因为水旱灾害之所以酿成，一方面是由于生产技术的落后，一方面实在由于不合理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缘故。当时的封建地主统治政府，贪污腐败，敲诈勒索，平时候把修理河堤的水利费用，中饱私囊了。一旦水患泛滥，堤岸溃决，一泻千里，人畜伤亡，不堪收拾，就是政府发赈救济，贪官污吏们还是只知揩油，死活不管。这种情形，刘铁云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书中，暴露得可谓淋漓尽致。遇到旱灾，还是一样，形成严重的灾荒！所以说，气候只是酿成水旱灾害的一种因素，根源还是由于生产技术和社会制度的落后。”

　　通过“人与土地自然法则”的运作，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巨大的经济与社会动乱就此产生，每一个王朝末期都会出现，形成了周期性的王朝更迭。这种周期性不是简单的循环。翦伯赞指出：“历史的发展决不是采取循环的道路，它是一个往前发展的过程，这个往前发展的过程不是一个圆圈，而是一个永远不回到出发点的螺旋纹。” 同时吴泽也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现象上常表现为渐变和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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