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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区域模式论──滨下武志教授的“亚洲史重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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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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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认为鸦片战争就成为亚洲现代化或近现代史的转折点，而这正是从西方看东方的视角。
事实上，根据琉求历代宝案的记载认为，1838年，道光皇帝的上谕表明清朝自身试图对以往的朝贡以及朝贡贸易进行一个大的转换。[3]鸦片战争中的朝贡体系问题反映了亚洲经济圈的变化以及东西方关系的真实情况。鸦片问题的背后，实际上包含着中央权威与南方商人的商业利益之争。道光皇帝在1838年就曾试图改变原先的朝贡贸易体系，因而在近代的变局中，所谓西方主动而东方被动的一贯说法未必是实情。中外学者在研究亚洲近代史的时候，每每有意无意地采取西方中心观的立场。[4]这是一种忽视历史事实的做法。“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人们开始真正关注战后世界史的巨大变化――对19世纪中叶以来以欧洲为中心形成的世界性、普遍性与现代性：欧洲的自我认识等同于世界认识的观念提出质疑，开始探求新的历史视野和研究方法。” [5]因此，不仅要对西方中心观进行检讨，而且要对非欧洲的世界重新进行评价和认同。对于中国和亚洲近现代史的研究，“西方中心观”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过程。诚然，西方有西方特定的历史背景，并在此背景下总结出其相应的发展规律，这种规律是适合于西方的历史与现实的，但未必适合于东亚世界。
2．亚洲模式的可能[ii]
实际上，世界史的西方中心观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研究主体与研究方法问题，历史研究不应局限在时间范畴，以国家与民族的唯一主体为核心（更为严重的是，原有的历史研究以西方国家与民族为主体）。“既然将历史视为排他性的必要存在的国家与民族不再可能成为一个主体，那么历史的方法也就不能仅仅取决于历史叙述的方式，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不再是以往的‘历史学’，而是将进入一个根据记录主体的需要而发生变化的‘书写历史’的时代。” [3]
要超越从西方看东方的唯一模式，建立从亚洲或东方看西方或世界的模式。从而形成多元的可能性，重视而不是忽视亚洲的历史和亚洲的世界地位与作用。从亚洲视角来看世界，确立全球化中亚洲的特色地位。全球史学的出现也带来了本土史学、地域史学的勃兴，在全球化的今天，更要重视亚洲或东亚的内在机制的研究，真正认识亚洲的历史，找到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环境问题、恐怖问题、老人问题等等的办法。即要强调地域主义的亚洲，又要强调全球化的亚洲：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与辩证统一关系：不仅要注意全球史学之东亚的本土化，而且更要加强东亚的本土化史学的建设之东亚的全球化。战后东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视野把握，例如，东亚必须吸取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教训。从20世纪英国的衰退、美国的崛起曾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变动，比如英镑的国际化问题，美元的国际化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中国现在就面临着人民币的世界化问题。如果美元出现金融危机，亚洲，尤其是东亚、中国该如何应对？亚洲区域经济圈将发生什么变化？亚洲是否要出现与欧元一样的统一货币？等等问题，我们应该提前作好准备。现实问题需要历史的解读，全球化的现实要求东亚区域化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只能来自东亚区域内部，“亚洲经济圈”理论成为滨下武志教授的亚洲内生机制研究的起点，[6]从而构建了“亚洲取向”的研究模式。
因此，滨下武志教授提出“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论”，是“尝试站在‘地域研究’这样的‘空间’视角对历史研究重新加以定位。也就是说，要使历史研究从过去的以‘时间’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方法转向以‘空间’为主要对象，要站在空间的角度对东亚世界进行重新审视” [3]
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论
在亚洲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关于亚洲经济圈的运行、转化和发展，以及亚洲近代化的动力和历程等问题，西方学者的“冲击——回应”模式过去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研究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非西方世界以及亚洲问题，这是以国家为主的历史观、亚洲观，内容比较简单，并且也不符合亚洲的历史事实特别是战后亚洲的现代化发展。而“以地域关系来讨论亚洲的区域模式，特别是历史上的区域模式，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模式。” [7]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模式包括地域模式、海域模式、网络模式、朝贡模式、腹地模式以及港口与港口之间的模式等等。由于这些历史模式的存在，构成亚洲的各个国家和地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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