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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区域模式论──滨下武志教授的“亚洲史重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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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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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滨下武志教授的视角是从“地域性”到“区域性”再到“全球性”的线索展开的对“亚洲经济圈”理论和“全球化与东亚区域历史”相关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这样，滨下武志教授的“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论”形成了亚洲取向的研究视域，真正地超越了过去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视域。即“通过对历史上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进行研究之后，我们不难发现，以中国为核心的与亚洲全境密切联系存在的朝贡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朝贡贸易关系，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惟一的历史体系。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朝贡贸易关系中形成的，这种关系是历史上形成的联结亚洲各国各地区的内在的纽带。” [8]
滨下武志教授围绕近代中国对亚洲的关系、对欧洲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充分考虑数百年以来的历史背景所给予这些关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因此，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决不能看成是可以用单纯的历史的因果关系来说明。在此需寻求的视野，是立体的多层次的视野，它应当在意识到历史上认识主体的同时，去描绘出同时代人的时代认识，并将之与现代的认识主体的课题意识进行对比和质疑，由此，去辨别历史现象中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脉络，从而在此基础上完成历史面貌的再构成的任务。这种视野，就是以探求历史学规律的“总体史”为目标，而且也是历史研究在今天得以存在的理由。[8]
评 价
滨下武志教授的“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论反映了近20年来史学研究的新转向——多元的全球史学的发展。其学术影响非常大，引起了日本和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兴趣。[6]尽管有许多学者提出异议，如美国学者柯文[9]与日本学者中村哲[11]。“虽然目前滨下武志教授的理论和观点并不为同仁所认可，而且在某些观点上还引起了持续的争论，但可以说，即使是不同意滨下武志教授看法的学者，也认为‘亚洲经济圈’理论的提出很有意义，特别是关于亚洲是一个有机体制的假定，以及亚洲是一个统一体的构想，对于亚洲近代史研究的深化，具有相当的意义。” [6]
滨下武志教授是以亚洲为中心考察世界历史进程，同时又吸收了“全球史学”观点，[10]形成了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论。这种研究特点表现为：第一，亚洲连续性的研究是考察亚洲自身的历史连续中的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朝贡贸易关系中形成的，这种关系是历史上形成的联结亚洲各国各地区的内在的纽带；第二，亚洲整体性的研究要从体现历史纽带的亚洲区域内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贸易关系的整体内在变化之中，去把握作为亚洲史的延续性的亚洲近现代；第三，亚洲空间性的研究是将近代史改变为从历史空间进行把握这样的课题，实际上是将至今为止从时间顺序之中探讨历史现象因果关系的历史研究，改变为更加注重从空间领域，注重从空间模式提示方法的角度进行研究。[8]在此基础上寻求亚洲内部的互动，寻求亚洲与欧洲的近代互动。亚洲区域模式论不仅考察了近代中国对亚洲的关系，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而且考察了亚洲对欧洲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研究是要建立一种多元的亚洲史和世界史研究的新模式，而不是以一种模式为中心。避免单一化而尽量“存异求同”：“正是主体自我认识与再生的力量，而由于将‘他者’放入视野，使得历史研究再一次注意原先所忽视的领域，不再将西方概念化为单一实体的同时，也解构了以国家为单位的同质化看法，而异质多元并存的文化思维，使得依据‘近代民族国家’而形成的叙事结构与主题，转为‘全体人类’。这种‘无国界’（超越国家的区域）或‘越界’（国家、种族、性别、族群）思维的‘后国家时代’新史观，正为世界史写作开启了新的论述方向。”[2]
滨下武志教授注意到跨学科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人类学、社会学、社会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研究的结合；注意吸收新的理论和方法，比如“网络概念”的使用，可以使我们形成系统观点，具有横向性的、多元性的、动态性的特点。注意理论与材料的结合等等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特别是他对历史与现实的关怀，“当我们一方面强烈地感受日本近现代上的历史观念；一方面考虑‘作为历史而存在的现在’的同时，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除了切望能洞察那些与现代中国、现代亚洲、现代世界有着密切联系的方方面面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企求呢？” [8]
同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滨下武志教授的研究由于涉及实证性与理论性的多方面研究，特别是理论性研究，由于人力的原因，还缺少力度。这也制约了他的学术影响。尽管如此这也反映了滨下先生对亚洲史重构研究的努力，亚洲本土学者开始重视和审视自己的历史，在全球史学的影响下，破除西方中心观而建立亚洲研究取向的不懈努力，转换了世界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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