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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区域模式论──滨下武志教授的“亚洲史重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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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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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为主关系。特别是亚洲的海域关系，比其他的大陆如南美洲大陆、非洲大陆等更为绵长。”[7]这是亚洲特色，也是海洋亚洲的重要内容。
其次，海洋的历史或海洋问题研究与陆地的历史或陆地问题研究相比，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沿海问题，如海关、移民、贸易、港口、沿海城市关系、沿海城市与港口关系（如上海与宁波、香港与广州、新加坡与马六甲）、沿海宗教信仰（如妈祖信仰）、民间和官方的交流与冲突关系问题等。因而，港口与港口之间的模式研究成为海域模式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7]
第二、跨海问题，如跨海商人集团（如宁波商人）、跨海城市关系（如上海与长崎）、跨海经贸往来、跨海货币流通、跨海移民和劳务、跨东海的历史作用问题等。比如中国的宁波和日本的九州之间的商贸联系，就比宁波与中国其它地方的联系更为密切。它们之间的关系很值得研究。由此，可以形成跨海网络交流，比如中国和日本的城市之间和地域之间可以进行“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老人问题”等的交流。
第三、海与海之间的问题，如东海与南海之间的问题，广州与东海之间的交流，广州与新加坡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因而，腹地模式研究也是这一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7]
再次，对海洋问题的研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陆地问题的研究进一步结合，有利于问题的深入探讨，儒家文化从北而南的传播和海洋文化由南向北的传播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它反映了亚洲区域模式的沿海与内地的关系、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从而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儒家意识和海洋意识形成互动的、良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这一亚洲区域的传统意识不仅有利于东亚共同体的历史与现实认识，而且它是东亚的重要传统资源，是东亚社会的发展的积极因素。
3、 地域模式
地域关系和地域经济圈的研究体现着地域模式思想，地域模式是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的核心内容。这是区别于历来以“国家”以及由他们相互之间组成的“国际”来作为分析近代史的前提和框架，这种分析框架进而又成为演变种种历史史实的舞台。在后者研究中，在“国家”和“国际”之间找不到“地域圈”的领域研究的可能。
由于以国家为主的分析框架掩盖了亚洲的地域关系，因而必须把握亚洲这种具有复合和多重色彩的实态“地域圈”的内在联系就成为地域模式研究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在研究经济史时，把处于‘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媒介地位的‘地域经济圈’纳入研究视野是十分重要的。同样，在把握亚洲区域内在关系的时候，并非仅仅存在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存在地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在历史上发挥机能作用的实体——地域圈。近代亚洲史不应被视为西欧近代发展阶段所规定的对象，而应探求如何在亚洲史的地域圈内的各种关系中，亦即从对亚洲自己的认识中去寻找本身的位置。” [8]
如前所述，又由于拥有在地域圈中各地区能够发挥网络中介作用的中枢地的连接，促使这些地域圈与朝贡贸易圈的共同作用形成亚洲经济圈。历史上，亚洲绝非一个简单的平面，而是由多个具有中心一周边结构的关系的地域圈复合体而成。这些地域圈相互以新加坡、马六甲、琉球、香港等为中枢而交叉存在。亚洲经济圈的存在是亚洲历史的存在。因而，这种超越国家界限的地域模式研究，是亚洲研究的一种新的取向。
4、 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
探讨亚洲内在的联系，应把亚洲作为一个区域和整体来把握。过去在对亚洲现代化进行研究时，学者总是从外因方面（如冲击—回应论）去寻求把握亚洲近代史的契机，或者仅仅孤立地从各国的内因方面去寻求，把亚洲史的面貌仅仅看作内容各异的国别史的简单总和，而没有把亚洲当作一个有机联系、互相影响的区域性的整体来把握。事实上，亚洲历史上自身存在着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一个历史体系：由于网络模式、海域模式与地域模式等的共同作用，亚洲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与亚洲全境相关的朝贡关系，各种关系的作用形成了“亚洲体系”。“只有以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设定问题，并将其作为历史探讨的对象，从中寻求把握世界史进程的契机，同时通过对成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媒介体的各国历史的把握，才有可能对近代亚洲取得正确的认识。” [8]因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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