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反对专去记忆事实同时期,等等”。[12]
2．注重西方史学史学科理论的译介。
在传播西方史学的过程中,何炳松十分重视西洋史学史的译介,1929年他主持编译“西洋史学丛书”,并与郭斌佳合译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和英国史家古赤所著《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何炳松认为,这两部著作的翻译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他说:“吾人得此二书,则译者计划中之西洋史学丛书可谓规模粗具矣,岂非平生一大快事哉?”[13]
何炳松与郭斌佳合译的《西洋史学史》,是中国最早的关于西方史学史的译作。该书开篇即极力强调史学史的重要性。“导言”说:迄今为止,各门学科“如文学,哲学,艺术,科学,几皆有历史,而以政治为尤甚”;而史学自身的历史却被人所忽视,“除极少数备学生所用之书外,历史本身之故事始终未尝有人为之叙述者”。实际上,史学史是人类历史极重要的一部分;“史学史者专讲深映之记忆力与科学方面之好奇心,足以衡量社会意识与理智生活者也”;“‘史学史’一语亦尚未为一般人所了解,以为此等问题唯大学中或有余兴可一为之,普通人士则初无暇晷。殊不知此乃人类历史极重要之一部分,吾人欲评论其他,不可不先了解此一部分也”。[14]《西洋史学史》阐述了西方史学之缘起和演变的历程,并依据“新史学”的观点对各家史学流派进行了评述。
何炳松向国人介绍西方史学史,是为了给中国史学史的编写提供借鉴。在“译者序”中,谈到翻译《西洋史学史》的动机时,他说:自己“尝思致力于中国史学史之编辑,以期于吾国之新史学界稍有贡献。唯觉兹事体大,断非独立所能奏功。且此种研究为吾国学术上之创举,尤非先事介绍现在西洋新史学之名著不足以资借镜”。
何炳松还撰文研究西洋史法,以便为总结中国史学提供某种参考。他认为,西洋史家善于博采众家之长;“德国朋汉姆著作之所以著名,因其能集先哲学说之大成也。法国郎格罗亚、塞诺波著作之所以著名,因其能采取最新学说之精华也。一重承先,一重启后,然其有功于史法之研究也,则初无二致。”因此他提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者要仿效西洋史家,注重史法,建承先启后之功。何炳松说,中国史坛名家辈出,史著“森然满目”;王充、崔述、姚际恒、王念孙、章学诚等史家都撰有优秀史著;“世之有志于史学者,果能将上述诸书,一一加以悉心之研究,即类起例,蔚成名著,则其承先启后之功,当不在朋汉姆,朗格罗亚与塞诺波之下”。[15]何炳松在西方史学史和方法论方面所作的开创性工作,为中国的史学史学科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 何炳松引进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的得与失
应该肯定,何炳松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译介具有重大的意义。
１．西方史学的传播适应了时代的需要。
在近代,西方史学观念最初主要是通过来华传教士和一些经世学者编写的外国史地介绍著作逐步传入的。五四时期,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其时在国内从事西方史学译介的,多为直接受过欧美现代史学或科学方法正规训练的专业史学家,如何炳松、陈衡哲、李济、胡适等。随着从事西方史学传播人员成分的变动,中西史学交流提高了专业化的层次。[16]可见,何炳松等人对西方史学的传播,一开始就是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由于各自的学术背景不同,这些留学归来的学者分别传播了西方学术不同流派的思想。如胡适主要传播杜威的实用主义史学方法,何炳松则侧重传播鲁滨逊“新史学”理论和方法。何炳松所传播的鲁滨逊“新史学”是20世纪初期西方兴起的一种重要的反传统史学思潮,其学术主张代表了西方现代史学的新趋向,何译《新史学》,为中国史学界输入了新的学理,在当时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朱希祖认为,何炳松翻译的《新史学》对破除中国的陈腐观念起了重大作用,有大功于中国史学界。他说:“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番破坏,断然不能建设。”何炳松翻译的《新史学》这部书,“是很合我国史学界的程度”;就某种意义上说,“把史学界陈腐不堪的地方摧陷廓清了,然后慢慢的想到积极的建设方面去。所以何先生译了这部书,是很有功于我国史学界的。”[17]谭其骧也说:何译《新史学》对解放以前一段时期的我国史学界起过一定的破旧立新作用。[18]1989年出版的《西方史学史纲》还说:“《新史学》在20年代就已有中译本出版,旧中国的历史理论教科书也大多从他那里抄袭而来”。[19]可见,何炳松对“新史学”理论的传播,影响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