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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泥古之习打破”。[29]何炳松还引用李贽的话对“垂训”、“资鉴”等传统史学价值观提出批评:“世人多以历史效用,在于足为吾人行动之典型,此谬论也。人群状况,今古不同,前言往行,难资模楷”。他援引李贽的话说,“人之是非,初无定质”;随着时势变迁,“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是非标准很难统一。所以说,“垂训”、“资鉴”的史学价值观是不合时宜的;“居今之世,行古之道,世人尚知以迂腐讥之,独于历史上之垂训主义、资鉴浮谈,至今尤脍灸人口,未尝去怀,岂非不思之甚也哉?”[30]这里,何炳松主要针对史学严重脱离现实的状况,对“垂训”、“资鉴”的传统史学价值观提出批评,强调史学为解释现状服务。在综合中西史家相关观点的基础上,何炳松对历史学的效用作了系统阐释。他认为,历史学的效用表现在:了解历史有助于了解人类社会的现状。研究历史有助于正确把握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即历史是认识现在,预测未来之学。他进而指出,史学最大的效用在于能培养人的智慧。[31]何炳松的史学价值论是实用主义的。但他重视史学的教育功能,认为历史学是智慧之学,这一思想丰富了史学价值论的内涵。可见,何炳松吸收中西史学理论之长,提出了有价值的史学思想。
此外,何炳松还吸纳中西史学相关观点,在历史学的性质、如何以科学的方法考辨史料等问题上提出了新看法。其史学思想对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然,何炳松在引进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存在失误之处。
1．在西方史学理论和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结合的过程中,未能完全熔铸成自己的新学理。
何炳松力图将西方史学理论和中国传统史学思想沟通、融合,然后在此基础上,对西方史学理论作出新阐释,构建新的史学理论体系。虽然他在上述许多方面都提出了新看法,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他未能完全熔铸成自己新的学理。从总体上来看,何炳松的学术思想中,西方史学理论部分和中国传统史学理论部分仍处于脱节状态。例如,他在《通史新义·自序》中说,其《通史新义》“所述之原理,十九采自法国名史塞诺波所著《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在内容上也多一本于该书,只是增加了第十一章第一节“中国史学之发展”。这样《通史新义》带有明显的译著痕迹,没有能够糅合中西史学理论而科学阐发通史的“新义”。何炳松在以西学眼光对章学诚史学理论进行研究中,也存在缺憾。何炳松撰写《章学诚史学管窥》、《增补章实斋年谱序》等文章,系统论述了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成就,并以西方史学的眼光来衡量章学诚的学说,指出章学诚有不少观点与现代西洋史学观点暗合。但是何炳松又说:“我以为章实斋的学说固然值得我们的研究,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程度已经足够了。我们似乎不应该过分的热心。我以为过分了就有‘腐化’的危险”。“我们倘若把章实斋的史学鼓吹得过分了,那不但要使章氏和我们自己都流入腐化的一条路上去,而且容易使得读者看不起西洋史家近来对于史学上的许多重要的贡献。所以我主张我们此后还是多做一点介绍西洋史学的工作罢!”[32]这里,何炳松显然把深入研究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和“多做一点介绍西洋史学”看成是两种对立的工作。再如,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主要参考德国伯因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朗格洛瓦、塞诺波合著的《史学原理》,在论述史料与史著、通史之源流与变革,文史异同等问题时,引用了章学诚、刘知、郑樵、顾炎武等人的言论,但议论较粗浅,未能融会中西史学而真正提出自己的史学理论。
2．持多元史观,抓不住文化的本质。
总的来说,何炳松的史学思想具有多元性的特点,表现在史观的多元、史学研究内容的多元和方法的多元。他主张用多学科方法研究人类历史的整体及多种因素的相互因果关系,其思想蕴涵着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但又因其持多元史观,所以抓不住文化的本质,看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虽然他曾说:“ＫａｒｌＭａｒｘ说,唯有经济的解释可以说明过去。这句话虽然不免过当,但是能够注重历史上最普通的而且永久的原质,实在难得的很。”[33]但他把唯物史观当作一般的经济史观加以反对;认为唯物史观解释历史,比之神话、神学、哲学解释历史,“较近人事矣,然又限于一隅,不能再进入尽美尽善之境”。[34]因为“人类社会之组织,并不纯受经济生活之驾驭者也”;所以,经济史观在史学研究上为“似而非是、偏而不全”之方法。[35]何炳松虽然提出要探索作用于历史发展的多重因素,但他把诸多因素并列,看不到经济因素是决定因素,因此他不可能找到社会变动的真正原因。
参考文献：
[1] 《通史新义·自序》,《何炳松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6页。
[2] 《新史学·译者导言》,《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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