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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
2．在译述中体现自己的学术眼光,为西方史著的翻译提供了范例。
何炳松对西方史学著作的翻译,并不是纯粹的照搬照抄原文,而是在译著中显示出自己的眼光及目的。以《中古欧洲史》和《近世欧洲史》为例;这两部著作主要是根据鲁滨逊所编的历史教本编写而成,但书中也体现了何炳松自己的学术思想。陈衡哲在《中古欧洲史》一书“序言”中说:何炳松“因深佩美国前辈鲁滨逊氏的史学”,所以将其著作介绍到中国来。何译《中古欧洲史》中“卷数的分配,章节的排列,以及材料的裁剪,亦均足以显出译者的眼光及的。”西方史学著作的翻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历史是最富于人性的一个学术,所以他的取材及范围,亦当以人为根据。欧美人所著的历史,在我们东方人用世界的眼光看来,有许多是累赘可删的,有许多是应当增加材料的。” 增删译著的材料是最不易做好的事。对历史素无研究,或缺乏世界眼光,都不能做好这一工作。陈衡哲称赞说,何炳松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底蕴,以东方人的世界眼光,给了鲁滨逊的史著“一套优美的华服”,使其在中国风靡一时。[20]何炳松的译著注重突出“综合的眼光”和总体史的观念。他翻译的《中古欧洲史》突出了总体史观念。其取材搜罗广泛,“不仅政治上之事业,即过去经济上,思想上及美术上之成功,亦复成本书叙事文中不可分离之一部分”。[21]他所翻译的《近世欧洲史》,在史学思想方面也有突出特点:“第一,不重过去事实,而重古人生活状况,所抱观念,及状况与观念变迁方法之说明。”第二,厚今薄古。全书以大半篇幅叙述欧洲现代史,“盖现代史与吾人最有直接之关系者也。”[22]
虽然何炳松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传播还主要停留在译介层面,但是他在译介中有译有述,为西方史著的翻译提供了范例。
3．在西方史学和民族史学相结合方面作了有益尝试。
何炳松早年尊奉程朱,后在美国系统接受“新史学”理论,归国后又探讨了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介绍以多元的综合研究为学术主张的“新史学”,可以说他是学贯中西的学者。何炳松宣传西学思想,立足点在于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适应“现代中国的需要”。正如何炳松等十教授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所指出:“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23]何炳松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是:“商量旧学使之邃密”,“涵养新智使之格外深沉”[24]他既注意学习西方史学的长处,又注重吸纳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何炳松认为,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自有可取之处。他尤其推崇刘知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两部史学理论巨著,认为“其议论之宏通及其见解之精审,决不在西洋新史学家之下”。[25]他还认为,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与西洋史法有相通的地方;如章学诚关于整理旧史籍的方法,就类似于实验主义的方法。[26]在《通史新义》中,何炳松把西方史学原理和《史通》、《文史通义》所阐发的史学原理对比、贯通,试图构建自己的通史理论体系。他撰写的《历史研究法》一书,意在介绍西洋史法,关于理论方面,主要参考了德国伯因汉(又译朋汉姆)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朗格诺瓦(又译郎格罗亚)、塞诺波(又译瑟诺博斯)合著的《史学原理》的观点;但“遇有与吾国史家不约而同之言论,则引用吾国固有之成文。书中所有实例亦如之。一以便吾国读者之了解,一以明中西史家见解之大体相同。”[27]由此可以看出,何炳松对中西史学具有一种开放意识,力图吸收中西史学之长,其立足点在建立中国的民族新史学;对于西方史学,他虽然深受鲁滨逊“新史学”影响,但并不仅拘泥于该派学说,对伯因汉、朗格诺瓦、塞诺波等诸家学说也各有所取。
在《历史研究法》等著作中,何炳松还尝试结合中西史学理论来阐发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理解。例如,他关于历史学效用的阐释就引用了中西史学理论的相关观点,并有所发挥。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特别重视史学的社会功用与实用价值,他们否认历史学有“垂训”和借鉴的功用,认为历史学的功用在于帮助我们了解现状和预测未来。何炳松接受了“新史学派”的关于史学价值论的相关观点,并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作出新阐释。他说:自达尔文“人类进化之说兴,历史之观念大变”。“研究人类进化之陈迹者,史学家之责也”。“研究历史者,当推求过去进化陈迹,以谋现在而测将来”。史学的功能在于研究人类进化的陈迹,既讲进化,则可知古今环境截然不同:“空间迥异,中外无符合之端;时间不同,古今无一辙之理”,[28]因此,史学的效用不在于为今人提供借鉴。何炳松用“新史学”思想阐发章学诚的观点来为自己的主张作注脚:“章氏力主古今进化之说,以为一切制度,无非为应付需要起见”。“吾国研究历史意在垂训,故崇古之见极深。章氏独主今古不同及改制更新之说,隐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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