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何炳棣揭示的明代前期进士三代履历中纯粹的生员家庭空白，是史料缺载和今人理解不同所致。其中，洪武四年的进士大多是宋元士大夫之后裔。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主要是元代特殊的用人政策留下的“后遗症”，是一种短暂的、非正常现象，其结论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

　　关键词： 明代前期  科举社会流动  何炳棣  儒户 非典型性

一、问题的提出

　　科举的社会流动是评估科举功能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科举学中的一大热点与公案[1]。由于明代科举没有民族歧视或特权因素，且现存明代登科录资料较为完整，涵盖面也较广，使其成为研究科举社会流动的比较理想的对象，学术成果也较为突出。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著名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及其皇皇巨著——《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以下简称《明清社会史》) [2]。
　　何炳棣[3]通过对明清48份进士登科录的12226名进士家境的分析表明：明代进士出自A类者，即前三代没有获得过一个初级功名、更谈不上有官职和官衔的家庭的占47.5%；出身B类者，即前三代已产生了一个或更多的生员，但却没有更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占2.5%；余为出身C类，即是指那些上三代获得过一个或一个以上较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家庭。何氏把前两部分都看作平民，这样，明代一半的进士来自平民家庭。其中，明初（1371-1496）(这是原文的界定，以下“明初”改为“明代前期”，详后)平民出身的占58.7%。清代A类进士占19.1%，B类进士占18.1%，两者合计为37.2%。明清两代出身A类的进士占30.2%，出身B类的进士占12.1%，两者合计为42.3%。此外，何炳棣又认为宋代进士来自平民家庭的占53%。由此得出结论，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垂直流动，明代，尤其是明代前期社会是历朝平民入仕比例最高、机会最平等的一个社会，甚至认为明代前期三代无功名的A类进士比例之高，是现代西方社会精英流动数据也难以企及的。此后，流动的速率就呈下降趋势[4]。也可以这么说，明代前期科举流动率高不仅成为“流动派”心目中的理想与标本，而且，从总体上提升了明清五百年间科举社会流动之频率。
　　可是，虽然因《明清社会史》还没有中译本，笔者没有通读过原著，但从王振忠翻译的何著第六章——《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作者把明代科举“流动率极高”归结为“人口较少”[5]，以及拙作涉及的相关文章蠡测，何炳棣在原著里似乎没有对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特别高的成因做过比较透彻的解析。
　　由于何氏所用史料的不可取代与样本占有总体上的无与伦比，加之论证比较严密，讨论既深又广，使《明清社会史》成为中国社会史、科举史研究中的一个经典。而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论断，俨然成了经典中的经典。
　　何氏理论首先在西方引起“惊异”与轰动[6]，被海外学者广为接受。
　　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何炳棣的科举社会流动论遭到了以海姆斯(Hymes)、艾尔曼(Benjamin A.EIman)、卜正明等国际著名汉学家的强烈冲击[7]，但“非流动派”主要是通过自己的研究，从方法到观点与何氏进行争鸣，至于何氏所用的明代前期部分史料(相对于明中后期及清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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