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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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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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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议的。宋以降，中国封建士大夫队伍里，府、州、县地方官学出身的儒生群体最为庞大，决定着文人的数量。那么，对明代嘉靖十四年及以前没有一个进士产生在前三代仅出现过生员的家庭之疑问，唯一合理的诠释，我们认为是进士题名录的履历记载或今人的认识有问题。
进士家世所反映的其实就是人物的代际身份问题。明代前期，特别是洪武、永乐时期的进士家世，主要折射的是他们的祖上在元代的社会地位。明代前期是否有B类进士，主要看他们的祖上三代在元代有否产生过地方儒学出身，但尚未步入仕途的先人。然而，要找到这些资料并非易事。从现存的元代两种进士题名录——《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看[22]，进士祖上三代家世里找不到有诸生身份记载的文字；在当代学人对元代进士家世的诸多考证中，似乎也难见秀才之踪影[23]。故笔者认为，祖上的地方儒学之学历还没有资格上元登科录，抑或方志族谱、史传碑文对生员这一功名也不太注意。明承元制，明代前期的科举题名录很有可能也存在这种情况，至少是还不够详细、规范。
那么，考察明代前期是否存在前三代已产生了生员，但却没有更高的功名或官职的进士及其概率，今天该从何处着手呢？
从钱茂伟的研究中获得这样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洪武四年的进士来自儒籍家庭的有64人，竟超过该届进士总和120人的一半，也占有明一代今天尚可考证的儒籍进士总数155人[24]的41%。[25]因明代的“儒籍”是元朝户计制度遗留的产物，故笔者试图以此为突破口，摸索明初登科记关于生员身份的记载问题。
乔卫平通过对《庙学典礼》卷一《岁贡儒吏》的研究后认为，元代地方儒学的生源构成具有以下特征：其一，主要招收儒户出身的子弟；其二，儒户子弟入学读书是一种法定义务，其有余闲子弟，必须有一名入学读书；其三，地方儒学的学生分为两个级别：第一个级别是允许所有的儒户和非儒户中愿求学的子弟入官学读书，学生自备束修，但不标入学籍；第二个级别是通过对这些学生的考试，正式标入府、州、县学籍，有资格参加岁贡儒吏的考试，并可享受免差及学粮津贴待遇。故乔氏总结说，前者大致相当于待补生或附学生，后者相当于廪膳生[26]。如果这一推理成立，对照明清地方生员中的廪生、增生、附生之分类，又考虑元代儒户的经济地位不亚于“明清的绅士”[27]，那么，元代儒户家庭就几乎成了生员家庭的代名词，尽管当时地方儒学的学生尚未正式称“生员”，也勿论蒙元地方儒学的文化水准要比明清时代的低。由此可见，洪武时期的进士，即使他们的父亲不一定都是“廪生”、“增生”或“附生”，但追朔到祖、曾祖辈，这些职业的儒学家庭，应该大都为B类家庭，部分甚至是南宋的官僚家庭。萧启庆教授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详见下文。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江南儒户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定籍后即无变动[28]，元中后期，一些新兴的儒生家庭的户籍仍为民、军、匠等籍。故从理论上讲，明首科放榜的进士，来自生员家庭的可能不仅仅是儒户。也就是说，洪武四年的进士，极有可能大多数来自生员家庭。可从表1看，洪武四年有家世可查的28名进士中，出身在A类家庭的有21人，占75%，却没有一个来自B类家庭，与本文的推理有极大的不相弁称。因此，笔者认为，在洪武四年登科录的进士家世中，不是儒户可以代表生员家庭，就是登科录本来就没有生员身份记载的内容，且在明代的相当时期内这一习惯被承袭，到了明中后期，生员身份还时填时不填，直至明末，祖上产生生员的记载可能才规范起来，并被清朝所沿用。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明代嘉靖十四年前A类进士异常多而B类进士阙如的真相。若我们拿这个特定时期的“B类进士”或“A、B类进士”，与其它时期，特别是登科录记载比较规范的清代的B类进士或A、B类进士进行量化比较，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
据萧启庆的研究，元代儒户是南北书香家庭的大部，尤其是江南儒户网罗了大多数南宋仕宦及科第之家。据其对元统元年进士户计的统计，在25个南人进士中，有10人产生在儒户，另有8人亦系南宋科第旧家，两项合计，南人进士产生在宋元士大夫之家的占72%。[29]
如果说，元代儒户制度使南宋科第仕宦世家之家学、家风的延续得到了保障，那么，萧启庆对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关系的考证又表明，元恢复科举使不少江南士大夫家族皆能浴火重生，跃登宦坛，元朝的科第之家构成了联系宋明两代江南精英阶层的桥梁[30]。洪武四年的进士大半出身在儒户之家，则印证了萧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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