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结论的非典型性

　　何氏的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也即出身仕宦家庭的进士相对较少的论断，应经得起史实的检验的。但本人分析后认为，这主要是其前朝——元朝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汉族知识分子政治地位低下，占人口极大多数的南人很难入仕或深造形成的；可看成元代特殊的文教、用人政策留下的“后遗症”，是一种短暂的、非正常现象，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33]。
　　在讨论展开前，我们必须先设定与代际身份有关的几个技术参数。第一，中式的平均年龄。据刘海峰的研究，明代科举的平均年龄分别为秀才24岁、举人30岁、进士35岁[34]。由于贡生大都是从廪生中按资历选拔出来的，年龄一般应比进士还大，但明代前期“挨贡”似乎不像后来激烈，故我们可以把明代前期贡生入学的平均年龄看作与进士相同。第二，已成年男子出生时父亲的平均年龄。明代早婚，然亦多子，为方便起见，我们也按秀才的平均中式年龄24岁为明代成年男子出身时父辈的平均年龄。即曾祖、祖、父与子的平均代际间隔时间为24年。则秀才中式35年、举人中式29年、进士中式及廪生入监24年后，他们的功名才有可能出现在下一代进士的履历上。第三，曾祖以下三代涉及的平均成年男子数。根据曹树基关于明代墓主育子率2.7人、墓主子代的育子率1.5人左右的研究结论，以及墓主子代的育子率比墓主明显减少的趋势分析，我们假定明代较高社会阶层养育成年儿子的平均值为1.8人[35]，则在曾祖-→祖(第一代)→父(第二代)→己(第三代)等父子链上应该出现的平均成年男子分别为1.8人、3.24(1.8×1.8)人、5.83(3.24×1.8)人，合计10.87人。这意味着代际关系越远，影响的广度越大(代际关系越近，帮助的力度更甚)，到了曾孙一辈，他对下代的影响平均会涉及到近11个成年男子。当然，这些是纯理论上的推理。另外，明代入仕的平均年龄，除了武官，大致可对应举人、进士的中式值。由于没有查到元代获取功名和充任官吏的年龄资料，相关材料暂时只能参照明代的数据。

　　1、元代仕宦对入明后裔影响的概率

　　明洪武年间进士的祖上三代涵盖有元一代，建文、永乐时期进士的祖上三代的大多数也属元人。故了解明代前期A类进士，首先看元代的仕宦情况。从何炳棣到萧启庆，关于进士家庭是否仕宦出身的主要标准大致相同：一是指进士、举人、贡生等有中高级科举功名者；二是指官员，元代则包括吏。
　　元代只进行了16次科举，录取进士仅1139人(不含国子生考取的)，平均每年仅12.8人，只及明清的七、八分之一。元代的举人是进士的3倍，即使不考虑乡试重复的因素，总量也不过3417人左右，平均每年38人，约是明代的十分之一，清代的十五分之一[36]。众所周知，元代实行的是“四等人制下的科举取土”，进士中额，拥有百分之九十几人口的汉人、南人仅占一半，另一半给了享有特权的蒙古、色目人[37]。更要留意，后者在明代的进士、举人中很难找到，少到可以不计的程度。故以上的进士、举人数入明后对子孙的实际影响还要减半。元代虽然有三个国子学，但在校学生总数似不会超过一千人，且三个国子学不招南人，汉人也只占其中的小部分。若不考虑人口增长因素(下同)，明洪武至永乐时期进士祖上可能出现的有中高级功名的概率，大抵是明中期至清代平均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当然，随着时间的后移(下同)，这种差距会逐渐缩小，但不影响“明代前期”的基本结论了。
　　元代重吏轻儒，各级政府官员主要通过吏员出职的途径选用。据《元典章》卷下《吏部一·官制一》记载，文宗时有品级的官员22490人，内有汉人15738人，占70%[38] 。但这里没有区分汉人中的南人与北人。韩国学者周浮标根据《元史》等有传可稽的3419位元朝官员统计出族种比例：蒙古族占22.64%，色目人占26.88%，汉人占39.84，南人占10.24%，另有0.4%不详[39]。由以上两组数据推测，占元朝总人口80%左右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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