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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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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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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我们对何氏所用的史料与得出的结论本身表示怀疑[47]。
令人欣慰的是，本文尝试的用概率/代际考察明清科举社会流动率的研究方法与何氏本人的统计吻合，亦与钱茂伟提供的数据相似[48]。也可以这么说，是何先生揭示的明代前期C类进士比例增长(A、B类进士减少)的规律性，启发了我以上的思维。从表1看，前6科，除了首科洪武四年可考的人数太少，有一定偶然性(C类进士仍在明代前期应出现的占有率——17%以上)外，其他各科C类进士都随着时间的推迟而增加，且增幅与年代间隔和代际效应吻合——随着代际的延续，C类进士的百分率大致按阶梯式增加(A、B类进士呈阶梯式下降)。有趣的是，C类进士的增幅到了弘治年间就大抵稳定下来。其实，这也受内在的逻辑所支配。因为明中后期，虽然进士、举人和官员总数一直在增加，且随着社会结构的渐趋稳定与援例的流行，官宦及富家子弟在场屋竞争中更具优势，但中高级功名的主体——贡生的代际效应随着成化初年后国子监学生人数的剧烈下降[49]，在弘治时进入巅峰，逐渐延续到嘉靖中叶后就大幅度减少了，至明末不曾反弹(清代若按正途贡生计也然)，故弘治后影响代际效应的综合条件变化不大了，流动率也就相对固定下来了。当然，此纯属逻辑推理，是否站得住脚？还有待包括进士祖上三代具有贡生功名的在明清各时段所占的比例等史实来加以验证。
注 释：
[1]详见刘海峰：《科举学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6-245页；（美）李弘祺(Thomas H.C.Lee)：《中国科举考试及其近代解释五论》，《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何忠礼：《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美）柯文(PauI A .Cohen)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84-185页；余新忠：《清前期浙西北基层社会精英的晋身途径与社会流动》，《南开学报》2000年第4期；吕妙芬：《对明清教育史研究的几点观察》，《大学教育科学》2005年第5期；罗祎楠：《社会流动理论与历史研究——以美国宋代社会史的讨论为例》，载http://www.tsinghua.edu.cn/docsn/lsx/student/luntan/luoyinan2.doc，2006-07-09。
[2](美)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
[3]此前的相关研究有：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清华大学)第4卷第1期，1947年；何睿格：《科举考试中的门第与才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47年。转引自刘海峰，上揭文①，第238页。
[4]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36页。
[5](美)何炳棣著，王振忠译：《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0页。
[6][12][1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2、23-29，312、311页。
[7]参阅(美)韩明士(海姆斯)著，曹国庆、邓虹编译：《社会变动与科举考试》，《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美)B·A·埃(艾)尔曼著，卫灵译：《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下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更新》，《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8期；(加拿大)卜正民著，孙竞昊译《家族传承与文化霸权：1368至1911年的宁波绅士》，《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
[8]参见孙立平：《论科举制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及其演变之影响》，《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4期；(美)何炳棣著，王振忠译：《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吴建华：《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按：有学者提示，何氏理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国内出现了，初涉者似也非上述学者。
[9]详见刘海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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