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1610)
230
61
26.5
40
17.4
101
43.9
129
56.1
明代合计
4790
2277
47.5
121
2.5
2398
50.0
2383
49.7
清代合计
7436
1419
19.1
1350
18.1
2769
37.2
4667
62.8
明、清总计
12226
3696
30.2
1471
12.1
5167
42.3
7059
57.7
资料来源: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表9),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112-113页。
说明:①原表9在统计或计算时存在若干问题,为统一起见,本表数据仍保持原貌;②王振忠曾提示,原著中还有万历十一年(1583)的数据(B类进士48名,占13.7%),似制表时遗漏。详见:(美)何炳棣著,王振忠译:《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7页。故何炳棣讨论的明代登科录至少有18种。
不知是翻译还是其它原因?我们觉得表1把跨度将达近半个明朝的前6个科年(1371-1496)划作“明初”,显然是不妥的。为比较正确地表达时间概念,本文对明前、中、后三个时期作如下的界定:洪武至天顺朝(1368-1464)为明代前期;成化至嘉靖朝(1465-1566)为明代中期;隆庆至崇祯朝(1567-1644)为明代后期。那么,我们从表1可知,真正算得上明代前期的只有洪武四年、永乐十年、天顺元年等3科,仅占同时期28科的10.7%;研究对象也不过区区428人,约占同时期5064位进士的8.5%[19],而其中的近七成,又出自接近明中期的天顺年间。因此,无论是科年还是人数,抑或是实际分布重心,该表反映的明代前期的史料是比较勉强的。也许由是之故,何氏才把“明初”划分的下限延续至15世纪末。
庆幸的是,何氏取样的明代前期3个科年在时间上都极具代表性,且钱茂伟[20]的统计客观上支持了何的结论:明代前期出身平民家庭的进士甚多(21)。
三、明代前期B类进士空白是史料缺载和今人理解不同所致
由于何著表9仅把B类进士与A类进士归为同类,使读者对B类进士的注意力集中到其平民的属性上,而忽视了B类进士本是介于A类进士与C类进士之间,既都可以向两者“靠拢”,又有别于纯粹的平民之家与仕宦之家的一个阶层——低级的士阶层。如果我们沿此思绪,也把B类进士与A类进士归为同类,那么,剩下的就是前三代没有获得过一个初级功名的纯粹的平民家庭了。读懂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事实上,何炳棣的明代科举社会流动率高包含了两个层次,除了大家关注的出身仕宦家庭的进士相对不多,也反映了前三代已产生了一个或更多的生员,但却没有更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家庭也稀少,对应到嘉靖十四年前(为便于统一及集中解决问题,以下对B类进士的讨论一般仅指明代前期),这类家庭竟是缺席。故探索明代进士三代履历中单纯的生员家庭奇缺,尤其是明代前期这类进士空白之原委,也不无史料与学术价值了。
表1所列明代前期最显著的特征是A类进士的比重大,其主要原因是B类进士无。分析这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窃以为文献记载有问题。在该表17个科年中,有12个科年B类进士空白,其中前9科连续空白,而当最后两届及被遗漏的万历十一年(1583)的B类进士都达四、五十人之多,比例已接近清代的平均数,且超出明清的平均水准时,紧挨的万历八年(1580)以及相近的隆庆二年(1568)、嘉靖四十一年(1562)等三科仍无一个B类进士,这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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