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方式虽然有点尖刻,但终不是一件大坏的事。
其实,历史学的生存与否,并不在乎这几句批评。从史学史的发展来看,类似的批评常常出现,而史学照样发展,历史研究照样是社会、人文学科的基础。甚至在科学、理性主义被西方“发现”以前的中国传统学术界,文史不分家,但史学还不是被列在乙部,仅次于经而先于文学。这里的关键是,史学是追求真实的学问,只要人类社会有寻求真实,了解真相的愿望,历史学就有了存在的基础。一旦人们放弃这一愿望,只满足于虚构、想像,史学才会有真正的危机。换言之,如果人们已经对新闻,也即周围发生的事件,不再关心,那么对历史(过去发生的事件)的兴趣,也会索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人们对真实的需求,非但没有减弱,而且还有不断强化的趋势。美国出现专报新闻的CNN 电视台就是明显的例子。
在结束本文时,我们也许可以来看一下后现代主义者安科史密特的一段有意思的比喻。他说,现代历史学就像是一棵大树,大写的历史是其躯干。18世纪以来,许多历史学家不但充实了树的躯干,也研究了树叶和树枝,可是树的躯干始终是研究的核心。与此不同的是,后现代主义破天荒的第一次以树叶为研究中心,试图描述历史的枝枝叶叶。树叶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旦秋风起,它们就会从树上掉下来。而当代西方史学,就已经面临着秋天的降临。这是因为20世纪历史的变化,使得西方不再成为世界的中心。西方的历史只有了局部的意义,无法推广到全世界。西方历史学家应该做的是,将树叶拣起来,细细研究它们的纹路和型状,而不是研究它们原来在树上的位置,探究它们的来源。易言之,历史已经不再有其内在的一致性。西方人的历史感已经不再重要了。(注:安克斯密特,前引著作,第290—292页。)
既然作为西方人的安科史密特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是否仍然要抱住这棵生长在西方的大树不放呢?还是我们需要在我们自身的土壤里,重新培植我们的树?这是后现代主义对我们提出的挑战。我们该如何面对,则有待史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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