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实际看到的情况是，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常常是同时并用一手和二手材料的。而且，作为前人研究成果的二手材料，通常对研究工作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一个人在选择课题时，往往从阅读二手材料开始，从阅读中产生研究兴趣与问题意识，然后才开始寻找一手材料。在搜寻到一定数量的原始材料以后，历史学家又得重新研究前人的研究著作，以选择一个切入点，慢慢形成自己的观点，然后开始其写作。而在写作过程中，写作者又必须与前人的著作中所提出的论点不断对话，或是修正它们，或是反驳它们，抑或是补充它们。由此看来，二手材料的用途远比一手材料来得大。同时也说明，在目前，历史学家的工作，并不都是从原始材料出发的。

    这里的原因是，自19世纪以来，历史学家已经写出了大量的历史著作，比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奠基者兰克那个时代多出不知多少倍。如果在兰克的年代，人们还能仅仅根据原始材料写作历史，那么到了现在如果人们还照此办理，那么观点雷同、史料重复之处就无法避免。如此这般写出的著作非但了无新意，而且还有抄袭、侵犯别人知识版权之嫌疑。那么，如何克服这个问题呢。当今历史学家的作法就是在大量阅读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吹毛求疵，找到自己认为尚可以立身的缝隙，然后逐步扩大，建立自己的领域。因此，后现代主义者安科史密特说道，当今的史学界有一种“生产过剩”的现象；史学家在大量的著作面前无所适从，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所谓注重第一手史料的运用，也就成了一纸空文。每个史学家都是在前人研究已经构成的论述上，稍稍发挥，略作补充或者修正，以形成尚可以称为是自己的看法。（注：参见安克斯密特：《历史学和后现代主义》（Frank Ankersmit,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历史与理论》第27 卷第3 期（1988），第205—228页。）换言之，虽然历史学家以追求历史的真相为自己的崇高责任，但其实，他们忙于应付那些二手著作还来不及，没有多少时间来亲近历史的“真相”。只是不断提出新的论述和解释，以求不与已有的观点相雷同。

四. 余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今的历史研究，已经与19世纪后期现代历史编纂学刚刚建立的时候，有了很大的差别。后现代主义者比较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差别，用一种极端、激进的口气写出，让人无法轻易接受。但其实，后现代主义只是代表了一种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文化传统所持的批判态度。这一态度本质上反映的是20世纪以来西方人士对自身文明的前途所表示的不安和焦虑。但更主要的原因是，非西方文明在当今世界所扮演的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使得不少西方人士认识到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明所表现出来的唯我独尊、妄自尊大，不但显得狭隘、肤浅，而且与已经走向多元化的时代和全球化的世界，格格不入。

    当然，在后现代主义批判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的时候，他们有时也未免走得过远，甚至可说是走火入魔。譬如他们将事实与虚构相提并论，便无法让许多人、特别是史学界的人士接受。用一个比方来说，当今已经很少有人会否认人的记忆会有误差，但如果完全否认记忆的可靠性，这就等于否认人本身的存在了。从当代史学的发展来看，人们对历史研究中主观性的认识，已经体现了现今史学界的一种共识。甚至在20世纪开始不久，就已经没有多少人仍然像兰克那样，相信历史学家能“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重构历史事实的全部了。兰克的信心， 早已成为“那个高尚的梦想”， （注：原文为ThatNoble Dream，由美国史学家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在30 年代提出，批判兰克史学的客观性。比尔德用“那个”（that）而不是“这个”（this ）， 已经表现出一种时间上的距离感。 美国当代史学家Peter Novick对美国史学发展的研究著作，还是以此为题：《光荣的梦想：“客观性问题”和美国历史业》（That Noble Dream: the"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恍若隔世。因此，后现代主义再度提醒我们不要沉醉在梦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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