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60年代以来，西方已经有不少思想家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普遍理性表示了怀疑。这种怀疑来自许多方面。如精神分析学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人们更清楚地看到非理性意识在人们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而语言学中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演化，也让人们认识到语言结构的复杂性和独立性：非但语言不是透明的，有其内在结构，无法准确地表达思想，而且语言还往往造成人们沟通时的误解。显然，如果人们在沟通时还会有困难，那么理性、科学等概念的普遍性又从何谈起呢？易言之，你如何知道西方人所说的“理性”就一定与东方人说的“理性”一样呢？甚至，你如何知道德国人说的“理性”与法国或者英国人说的“理性”是一回事呢？ 就拿“科学”（science）来说， 德国的对应词（Wissenschaft）就有十分广大的含义，与中文里的“学科”更为接近。

    对现代主义的最大挑战，正如汤恩比所分析的那样，正是来自于它自身。由于现代化运动的普及，使得西方人看到了各种不同的文化模式和思维方式。自然，除了在现代西方，其他地区的人很少经历过像西方一样的科学革命，因此科学理性的发展并不多见。比如在近代中国，虽然胡适等人尽力想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找到科学的因素，李约瑟甚至为此写作了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但怀疑的声音仍不绝于耳，如在中国哲学史上与胡适齐名的冯友兰，就发出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疑问。倘若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文明中都无法找到太多科学的因素，何谈其他文明？那么，是否所有非西方文明都一无是处、毫无进步可言呢？有不少西方人当然希望是如此，但这又如何解释理性的普遍性呢？于是，另外一些头脑开明、对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有所怀疑的思想家便转而质疑普遍理性的存在。

    因此，正是人类学、历史学等以研究人类活动为主的学科的发展，才使得西方人慢慢认识到启蒙运动理性概念的缺陷。本来，历史学是阐明理性发展的最好场所，因为历史的研究突出了时间的顺序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历史的描述，原来关系不大的事件都被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环环相扣的演变过程。历史学成了人类理性思辨的有力证明。这里隐含的意思在于，既然人们能揭示过去的发展轨迹，也就有可能推测将来的方向。但是，通过对非西方地区的现代化研究，使人们认识到世界并非一个统一体，世界历史也没有所谓内在的一致性，因为各地的文明自有其发展演化的法则，并不遵循与西方同样的路线运动。因此，与其说西方的历史具有普遍的意义，毋宁说西方历史只是世界各文明的一个特例而已。美国当代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就十分明了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西方是特例，不是常例》（The West:Unique,not Universal）。 （注：亨廷顿：《西方是特例，不是常例》（Samuel Huntington, "The West: Unique,not Universal,"（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第75卷第6期（1996年11／12月号），第28—46页。）我们无法也不应该将西方的历史轨迹强加于人。一言蔽之，世界历史所呈现的多元性，已经打破了原来单一的时间观念。

    没有了原来的时间观念，所有过去视为理所当然的想法也必须重新反省。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东方”与“西方”的对应概念，就被后殖民主义思想的先驱萨依德（Edward Said）重新做了审视。 在萨依德看来，所谓“东方”的概念，其文化上的含义，无非是西方人所赋予的，用来与西方的文化相对比，或者反衬后者的优越，或者批评后者的不足。这种将“东方”与“西方”对立的作法——萨依德称之为“东方主义”——其根源在于西方现代文化的排它性，即人为地制造一个“它者”，以衬托西方文明的优越和超前。但是，随着殖民主义时代的结束和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发展，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西方文明已经无法凌驾一切，更无法让所有非西方的地区和人民按照西方的思维模式行事。更重要的是，原来以为发动于西方的现代化运动，实际上正是西方人借助欺压、凌辱非西方地区的文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