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思考模式，直接影响到以后非西方国家史学的发展。如中国在20世纪初年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民族主义史学论述，显然是西方现代历史编纂学的进一步延伸、扩展。由此可见，原来起源于西方的“现代化”运动正蔓延全球，中国只是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例子。事实上，在几乎所有非西方地区，所谓现代史学的诞生和发展都不可避免地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当然，非西方地区和国家的民族主义史学，常常是以反抗西方的侵略为目的的，但从史学史的观点来看，这一反抗还是在西方史学观念的模式中完成的。因此，印度史家Partha Chatterjee 不无伤感地说：“即使我们的想像也永远是被殖民化了的”。（注：《民族及其碎片：殖民史和后殖民史》（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Princeton NJ: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93），第5页。）如果我们可以将他的“殖民化”的含义作广义的理解，那就是源自西方、以西方模式为准的“现代化”运动。

    为什么西方的历史编纂学能为非西方人所心甘情愿的接受，其原因除了西方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使人羡慕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科学主义思想的普及。这一普及与启蒙运动所揭橥的普遍理性有密切关系。精确地说，所谓理性，就是科学方法和思维的运用。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科学理性，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发现和描述历史运动的规律；二是审慎地处理史料，检查其真伪，建立所谓“科学史学”。在19世纪，西方历史学家对此工作乐此不疲，以一种“前无古人”的姿态，重新审视过去，写作在批判史料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史学。于是，德国史家兰克的“如实直书”成为一句名言，被史家们奉为治史的圭臬。而兰克自己的历史著作，也成为史家效法的榜样，因为兰克的著作，正是围绕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写就的。他穷其一生，写了几乎所有主要欧洲国家的形成史，到了晚年，他又想写作一部世界通史，以民族—国家的兴起为其经纬线。总之，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兴起与西方在现代的崛起有着紧密的联系，其历史观念都以西方的历史经验为准绳，本来只带有局部的意义。但是，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普遍理性和科学主义，使得西方史家和哲学家在探究历史的意义时，寻求一种“大叙述”，想容括世界所有地区的历史。于是，历史进步的观念和民族—国家史学逐渐带上了“普遍的”意义，为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人们所效仿。而在史料批判基础上的“客观”史学，更是因为史学本身就有“求真”的要求，而获得不少人的认同。

二. 从“现代”到“后现代”

    但是，尽管以“模仿”西方为宗旨的“现代化”运动是20世纪上半期历史演变的主流，但在其发源地的西方，对其批评之声自20世纪以来却从未间断。如尼采在世纪之初高喊“上帝之死”，其本意是想说明那种对历史不断进步所抱有的信心，并不真实、实在。一次大战的爆发，更是使西方人对自身文明的优越性， 大生怀疑。 如施宾格勒（Oswald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出版及其所造成的轰动，反映的正是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态。施宾格勒的可取之处在于他不仅看出历史进步观的破绽，而且提出了一种多元的历史观，把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作等量齐观的考察。于是，所谓的“大叙述”就显出了漏洞。当然，施宾格勒的原意可能是为了在心理上给当时受到重创的西方人以某种安慰：西方的没落并不是西方人“作恶”的结果，而是已有文明所必须和已经走过的道路。

    也许是受到了施宾格勒的启发，同样提倡这种多元的“文化形态史观”的英国历史思想家汤恩比（Arnold Toynbee）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思那个所谓的“现代”的问题。原来让西方人感到自豪的全球性的“现代化”，在汤恩比看来，有一种特殊的意义。他在其皇皇巨著《历史研究》中首次运用了“后现代”这一术语，认为这一“后现代”时期始自19世纪的70年代，因为在这个时代，西方的文化开始对其他地区产生深入的影响，成为其他地区效仿的模式，使得其他非西方地区也逐步强大起来。汤恩比用一种辩证的眼光看待“西方化”的运动，分析这一运动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他认为，西方文化之走向全球，使得西方人产生一种自我意识，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身文化的局限性和相对性。如所周知，任何一种理论或者文化为其他文化所接受，便会产生某种变化。因为这一接受的过程并不是单方面的；人们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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