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而得以开展的。换言之，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非西方地区的互动而促成的。原来视为异类的“它者”，其实是有力的“合作者”或者“竞争者”。（注：弗兰克：《再向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Andre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Asian Age）（1998 ）便对中国和亚洲贸易的盛衰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影响，做了深入的研究。）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世界历史发展便有多个的中心；那种基于欧洲历史经验的“大叙述”就无法自圆其说了。
三. 文史不分家？
后现代主义不但向西方历史观念中的“大叙述”或“元叙述”挑战，而且也质疑历史研究的科学基础，因为这两者都起源于启蒙运动时期所倡导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由于科学主义观念的盛行，原来以讲述故事为目的的西方史学，也从近代开始逐渐向科学靠拢；史学家力图像科学家一样，在考察和研究历史时持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完全以旁观者的角度描述历史的活动。为此目的，史学家必须尽量让历史本身、即历史事实讲话，而让自己仅扮演一个转述者的角色。因此法国近代史学家古朗治（Fustel de Coulanges ）就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在我的历史著作中，不是我替历史说话，而是历史通过我讲话”。这句话可以说与兰克的“如实直书”一样有名，反映了19世纪西方史家对科学、实证史学的信心。
其实这种信心，正是西方历史思想中的“大叙述”观念的另一种表现。如所周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19世纪的上半期写过《历史哲学》一书，以后一直被人视为史学中“大叙述”观念的典型著作。的确，黑格尔的历史观，可以说是集启蒙运动以来历史思想发展的精华，不仅以“客观精神”的演化历程阐明了历史进步的原则，而且将人类历史的整个演变过程描绘成为一个充满意义的经验。更有趣的是，他在书中对日耳曼民族的未来充满了希望。结果德国在1871年的统一，似乎应证了他的预言。在那个时代，西方人的确对自己的历史抱有充分的信心，认为西方人是上帝的“选民”。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只要“如实直书”，方能最好地表现上帝对人类历史的宏伟设计。（注：此处指的是兰克的史学观点，可见伊格尔斯：《德国国的历史观：从赫尔德至今的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Georg Iggers,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History: 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 fromHerder to the Present）（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Press, 1968）的第2章。）
英国史家卡尔（E.H.Carr）在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历史是什么》中曾经引用了狄更新小说中一位人物的话来描述当时史学界对历史事实的推崇之意：“19世纪是个尊重事实的伟大时代。《艰难时世》这部小说里的葛雷格莱德先生说：‘我们需要的事实，……生活之中所需要的只有事实而已’，19世纪的历史学家总的说来是同意他的看法的。”（注：见卡尔《历史是什么》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3页。）这里所谓“只需要事实”，指的就是那种以“知天命”自居的史学家对历史所持的态度。19世纪在西方之所以被称之为“史学的时代”，也就有其道理了。
但是，这种自信的历史观，很快就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所摧毁。当尼采、施宾格勒等人在抨击和反省史学中的“大叙述”观念时，新康德主义者则开始怀疑史学是否科学的问题；后者的分析角度，正是想从认识论的观点出发来阐明史学与科学研究之间的根本差异。自此以后，虽然有人仍然坚持史学是科学，但声音已经远没有以前那么中气十足了。而持反对立场的人则愈见增多——如1930年代美国史学家比尔德（Charles Beard）和贝克尔（Carl Becker）就直接质疑了兰克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因此，一旦史学中的“大叙述”观念出现裂痕，西方历史编纂学所赖以生存的科学性也会遭人怀疑。换言之，对史学研究中主观成分的重视，是20 世纪史学的一个基本特色。因此，一些反对后现代主义史学观的“传统史学家”像格契德·西莫法伯（ GertrudeHimmelfarb）认为后现代主义者是拾人牙慧，虽然尖刻，但却指出了以前史家对这一历史认知论问题的关心。（注：西莫法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Gertrude Himmelfarb,"Telling It as You Like It"），载《后现代历史读物》（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第158—174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