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人划分自身历史的一个词，见于文艺复兴的时代，由彼得拉克（Petrarch）发明，用来与古代和中世纪相对照，标志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种将历史一分为三的作法，反映了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观念。那时的人文主义者以复兴古典希腊、罗马文明为己任，认为随着古典文明的恢复，历史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期，即“现代”。（注：参见彼得·伯克：《过去的复兴意识》（Peter Burke,The R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London:1969）。另见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台北允晨文化，1998），第五章。）他们对历史的这种“三段论”的认识，为以后的西方历史学家所继承、改造和发扬，成为西方现代史学的主要理论前提之一，也是他们认为西方不同于和领先于其他地区的主要原因。自20世纪以来，中文史学界受此历史观影响，在大学历史教学中也照搬古代、中古（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期。
应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观，还是一种历史循环论。自那时开始，西方史家对古代与现代孰优孰劣的问题一直莫衷一是，争论不休。最常见的论点是，古典时代以文学艺术见长，而现代则以科学技术占优。（注：如英国学术界就有一场这样的争论，见列维：《书籍之战：奥古斯丁时代的历史和文学》（Joseph M. Levine, The Battle of theBook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Augustan Age ）（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直到18世纪科学革命完成以后，西方人才对现代这一时期的优越性开始表示了信心。那时开始的启蒙运动，正好反映了科学革命对人文思想的影响，西方人的历史观也开始产生了新的变化。从表面上看，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仍然遵循文艺复兴的“三段论”历史分期，但与其不同的是，他们的历史观充满自信，认为现代无疑是一个进步、光荣的年代，不再为古代、现代的孰优孰劣而犹豫不决了。换言之，到了启蒙运动的时代，历史的进步观念开始得到确立，“现代”不仅成为过去各个时代曲折进步的结果，而且它本身也获得了研究的意义。比如伏尔泰在其《路易十四时代史》中，便认为十七世纪的法国，集欧洲文化之大成，代表了文明发展的高峰。
这种将过去视为现在的铺垫的认识，也是启蒙时期历史观的重要方面，可以用“寻根论”（teleology）这一术语概括。 在启蒙思想家眼里，历史的演变不但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而且该过程本身具有深刻的意义，呈现内在的一致性（coherence）。 因此每个时代虽然在历史演化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但就总体而言，都为历史的进步做出了贡献。因此，人类历史的变化有一个形而上的意义，即所谓的“元叙述”（metanarrative）或“大叙述”（grand narrative）。正是在此认识基础之上，历史哲学开始在西方产生，以康德、赫尔德和黑格尔等人的著作为代表。 同时， 西方史家也对所谓“世界史”（universalhistory）产生了兴趣。
像科学家解释世界一样，历史哲学家认为他们也能揭示一种普遍的通则，用以解释历史的进化。他们的思路，正是来自启蒙时期所揭橥的普遍理性。这一普遍理性的存在与展现，是“大叙述”之所以可能的基础。而理性的普遍性，又是建立在同一的时间观念之上的。历史哲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要证明在一个时间观念的框架里，世界各地区的历史如何进化、演变，并分出先后、高下的次序。毫无疑问，从那时以来发展最快、最先的自然是西方，其标志是民族—国家的建立。
换言之，民族—国家的兴起在当时不仅是衡量一个文明是否进步的标志之一，而且本身也成为历史研究、著述的中心。从18到19世纪的西方历史编纂学，正是民族—国家史学的天下，其著述的重点是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在历史上的意义。当然，即使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还是有不同的途径的，也即有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其进程有快慢、先后；有正常与异常之分。如英国与美国的现代化道路，就常被视为“正统”，而德国和意大利、甚至法国，则或者由于建立统一国家稍晚；或者由于统一国家建立之后纷乱、起伏不断而被视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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