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与前人对科学史学的批评不同的是，后现代主义的观察角度有其新颖之处。前人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强调史学研究的对象与科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指出史学无法像科学研究那样客观中立。二是注重史学家本人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背景与他史学研究和著述之间的关系，以此来指出客观史学的不可能。比如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者认为，历史事件都是单一的，不重复的，因此历史研究无法像科学那样验证；历史研究只能通过“理解”（verstehen）， 因为人与人之间可以相互理解，今人可以理解古人。而比尔德和贝克尔则用不少实例来证明，即使像兰克那样的所谓“客观史学家”，也无法摆脱个人的偏见。

    但是，后现代主义则由于注重语言学的关系，更倾向于从历史著述的形式来阐明科学史学的“神话”，因而撇开了原来纠缠不休的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所周知，西方史学的基本形式是叙述体，从古希腊以来便是如此，只有在中世纪的时候，才略有不同，但以后的文艺复兴，又重新恢复了这一传统。以往批评科学史学的人，都没有对这一历史写作形式阐述怀疑，但后现代主义者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就认为叙述体这一形式，就必然会让史学家在著述时，不断整理、剪裁已经挑选过了的史实，加以编排处理，以体现他所叙述的故事的完整性。因此他提出了“情节设置”（emplotment）这一观念，认为史学家剪裁史料的目的，就是在有意无意地制造情节，使得故事变得生动诱人。因此，史学家的工作与文学创作没有根本的不同。

    另一位后现代主义者汉斯·柯尔纳（Hans Kellner）也看到了叙述体所带来的问题。他指出，虽然史学家希望能“如实直书”，充分表现历史长河的川流不息，但实际上，由于叙述的需要，他不得不经常划分历史时期，将历史分割开来。在这种为历史分段的过程中，就表现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一种理解与解释，因而与“如实直书”的原则背道而驰。因此，既然史学只是一种解释，那么为什么历史学家不愿采用文学比喻的方式使历史的演变活动变得更容易让人理解呢？（注：凯纳：《语言和历史表征》（Hans Kellner, "Language and HistoricalRepresentation" ），同上，第127—137页。）

    总之，后现代主义的取径，是希望把史学与文学相提并论。在他们眼里，文史不分家，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里的根本原因自然是因为两者都要借助于语言的关系。如同上述，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已经说明，语言本身有其独立的结构，并不能准确无误地传达人们所想表达的意思。因此我们无法指望历史学家能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即使撇开历史研究所受的史料限制，假设历史学家能掌握对过去的所有知识，他在写作成书的时候，由于受到语言的局限，还是无法让他的知识准确地传播出去。如果说语言学的理论帮助了后现代主义者认识到历史著述的困难，那么西方哲学在20世纪的发展也为其重新界定史学的性质提供了某种启发。像历史哲学在20世纪的发展一样，西方哲学也逐渐从探究世界的本原问题转移到了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认识论问题。于是诠释学的理论便成为了哲学研究的重点项目。传统诠释学的目的，如同施莱尔马赫所言，是为了比作者本人更了解他的作品。这里读者、作者之间的区分比较明显；他们之间存在一种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的关系，如同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一样。

    但是这种诠释学的传统，经过狄尔泰、胡塞尔等人的发展，到了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 ）那里， 便产生了被现代诠释学家利科（Paul Ricoeur）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注：利科：《解释学和人文科学》（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Essays on Language, 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ed., trans. &intro., John B. Thomps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81），第54页。）海德格尔撇开了主、 客观这一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不再把诠释的工作视为读者对作者的一种认识。相反，他认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向往寄托在所阅读的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期望投射到被阅读的对象上。这里的原因是，在海德格尔看来，读者在阅读以前，并不是空白一片。即使对所读的作品没有知识，人至少会对自己在社会和世界上所处的位置有一定的感知。在阅读过程中，人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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