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诠释学的本体论所造成的一个重要结果是，读者与作者的位置被颠倒了过来。原来是作者高高在上，具有权威性和独立性，读者必须对作者保持高度的尊敬，以谦恭的态度认真理解和掌握其思想、意图。但经过了海德格尔的“革命”，读者变被动为主动，在解读作品的过程中有了相当的自主性。而作者则逐渐丧失了权威性和独立性，其思想除了通过读者的理解、解释以外，并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而且，由于读者的阅读是一种将自己的期望投射到作者身上的过程，作者到底想讲什么和讲了什么也就不再重要。这样一来，作者的权威性便无复存在了。因此，一些后现代主义者说，作者已经死亡了。而作者的死亡正是读者的诞生所造成的。（注：有关海德格尔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参见斯密斯：《尼采、海德格尔和向后现代的过渡》（Gregory Bruce Smith,Nietzsche, Heidegger and the Transition to Postmoder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第175—280页。）

    这一方面的论述，对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冲击很大。如所周知，历史学的工作程序，正是建立在现代诠释学的基础上的。施莱尔马赫所说的要比作者本人更了解其作品的话，也同样是历史学家认识历史演变的理想。唯一不同的是，一般的诠释者所面对的是一些文字作品，而历史学家要处理的是一去不返的历史长河。幸好，历史学家并不要、也不可能走回历史中去，而是要通过史料来研究历史。但解读史料，也必须对史料保持高度的尊敬。其实，历史学家对史料的尊重，胜于任何人，因为史料非但是他们研究历史的门径，而且史料还十分珍贵，往往残缺不全，如那断臂的维纳斯塑像，自发现以来一直受人膜拜、惹人遐想。换言之，虽然现代历史学家所面对的作品，它们的作者都已过往，但其死亡却使得其作品身价百倍、弥足珍贵。

    当然，后现代主义者所谓的“作者已死”，只是一种比喻。这一认识，从根本上动摇了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基础。如果历史学家能对史料作随意的解释，那么历史还有多少真实性可言？如果历史学家对史料的作者没有适度的尊敬，如何将之视为自己著作的出发点？如果种种，粗粗想来自然十分可怕。其实，这些问题细究起来，也并不十分骇人听闻。现代历史学固然强调史料的整理与解读，但历史学家在实际工作时，还是经常对史料的真伪持一种怀疑甚至批判的态度，用万分挑剔的眼光审查其真实性和有用性。这在中西史学的传统中都能见到。如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就有一场轰轰烈烈的“古史辩”运动，对中国的古书，用批判和怀疑的态度做一个彻底的搜查，希望能去伪存真。这一运动的影响十分深远，以致直到最近，中国的史学界、考古界还有人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注：提出这一口号的是中国大陆考古学家李学勤。有关这一“走出疑古时代”，可见《中国文化研究》，23（1999年春）上的有关论文、综述。）

    再拿对史料的解释来看。虽然史学家十分珍惜史料的来之不易，但在分析史料时，却并不因其珍贵而怯于提出自己的解释。事实上，在历史研究中，同一史料产生不同的解释的事例几乎比比皆是、俯拾可见。我们并不能说有了这些不同的解释，就说明史学家对史料作了随意的解释（当然这种情况也存在）。换言之，对史料的尊重，并不要求史学家人云亦云，在史料、即古人面前失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事实上，在史学研究工作中，史学家采取的是主动的地位。我们所常说的蒐集和整理史料，就证明我们在史料面前并不匍匐蹒跚，唯命是从，而是经常根据自己的需要将史料作适当的安排。史学研究的进展，也经常是伴随着史学家对新的史料的开发而达到的。史学家自然离不开史料，但没有了史学家的赏识，史料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史料也离不开史学家。或许，这里我们也可借用一下海德格尔对诠释学所作的本体论分析。

    如果史学家对原始材料也没有我们所想像的那样尊敬，那么他们如何看待二手材料呢？按照现代西方历史编纂学的传统，二手材料的重要性绝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