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把中国近代史当作这种模式的注脚。他认为，西方是中国近代转型的推动者，是西方规定了中国近代史的全部主题。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冲击”几乎一夜之间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走向与中国思想主题。[1](p8)19世纪强大的西方侵略者以自己技术上的优势使一个在4000年间自以为是物质文明创造者和文化中心的民族黯然神伤。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西方的冲击，是使人难以支持的打击。然而，对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下一代中国人来说，西方却成为仿效的榜样，以便更好地加强自己的实力来对付西方。最后，到了20世纪，西方已经成为鼓舞中国进行革命的思想来源。这三次革命是：共和革命、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5](p143)

　　从费正清的扛鼎之作《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的初版本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费正清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看法。19世纪以前，面对东方这个国力强盛的宗主大国，西方出于无耐，只能采取较为缓和平等的政策，以贸易作为与中国交往的手段。入华的传教士虽以传教为宗旨，但面对比基督教文化悠久得多的中华文化，大多数传教士在震惊之余，油然而生敬佩。正是在向东方的学习中，西方走出了中世纪，借东方之火煮熟了自己的肉。当时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到了晚清时期，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关上了与西方交流的大门，中国人在自己的屋子里打转转，会通之路没有打通。中国拒绝了海洋，拒绝了交往，中世纪的城堡最终关闭了一切进步的可能。明末清初，“康乾盛世”，东西方相互学习、相互倾慕的会通时代终未为中国人所把握。中国错过了一个走向世界的机会。悠久的文化，传统的体制以及中国人的优越感遮挡了中国人的眼睛，中国人背负起一个沉重的文化包袱。当“西学东源说”登场之际，中国思想已失去了它的生命力，变得衰老、迟钝以至僵死。

　　1840年，西洋人的战舰使用着中国人发明的罗盘驶入了中国的内海，用中国人的祖先发明的火药制造出了威力十足的火炮，轰塌了虎门的海关，杀死了无数善良的中国人。在南京，晚清的大员们在自己祖先发明的纸上签下了第一个屈辱条约，从此，中国江河日下。面对西方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中国人被迫作出反应，世界的中心转移了。

　　应该公正地说，费正清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的观察是敏锐的、独到的。我们承认，在一定意义上，费正清比很多中国人本身更了解中国的历史。他的“冲击-反应”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有说服力的。他认为中国相对稳定的传统秩序一直延续到19世纪，此时它遇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而且更为强大的文明——西方文明。西方的强大冲击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给中国注入了引起现代化并导致永久性变化的力量。面对这一冲击，中国作出的回应是在逐渐引进引起“永久性变化”的要素的同时，背弃传统的“周期性变化”模式，走上现代化道路。“冲击-反应”模式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超稳定的传统社会，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外来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在费正清与邓嗣禹1954年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Response to the West)一书中，费正清对这一模式作了叙述。他写道：“既然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大一统国家，又有着最悠久的、绵延不断的历史，它在过去百年中遭受西方蹂躏就必然产生连续不断、汹涌澎湃的思想革命，对这场革命我们至今还看不到尽头……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中国这一古老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接触日益频繁。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沉重的影响，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将它征服。中国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6](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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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其根源，我们不能发现，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是建立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政治体制、社会形态比较深刻的认识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