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闪耀着神圣的光彩”。汤因比貌似公允，实则在竭力美化西方，是一种改头换面的“西欧中心说”。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无疑受到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影响。当然，费正清同样对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进行了扬弃。文化形态史学反对区域性研究，费正清反其道而行之；文化形态史学认为所有文明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平行和同时代的，费正清则认为世界历史有古代、中世纪、近代之分。第三，费正清的中国史观还受赫德(Robert Hart)、马士(H.B.Morse)、拉铁摩尔和蒋廷黻的影响。赫德，英国人，1863年起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死后被清政府追授为太子少保。他生前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条约制度”下中国海关的贸易和口岸建设，对费正清的博士论文及以后的中国史观很有影响。马士，美国人，是费正清在牛津求学时的老师。他在赫德手下供职35年，在清朝官至二品。退休后移居英国，潜心著书立说，是系统研究中国外交关系的第一位西方学者，对费正清影响极大，费正清称马士为他(事业上)的“继父”。马士最初对费正清的指导及他的中国史观影响了费正清的一生。拉铁摩尔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对共产党抱有同情心，并因此在麦卡锡时代备受磨难。他的边疆史对费正清早期的中国史观很有影响。对费正清产生定型作用的史学家当属蒋廷黻。费正清第一次来华期间，蒋廷黻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1929—1935)。蒋氏那时正在整理清代外交史料，费正清在他的指导下开始致力于《筹办洋务始末》的研究。费正清后来强调中国传统的“朝贡制度”和鸦片战争后“条约制度”的差异，这一问题首先是蒋廷黻提出的。1972年费正清访问北京时，公开承认蒋廷黻是引导他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老师。赫德、马士、拉铁摩尔和蒋廷黻，都是中外关系史专家。费正清最初对中国的认识是由外部逐渐进入中国史的内部，他的“冲击-反应”模式势必受这一取向影响。第四，费正清的历史观及其研究方法受年鉴学派的影响，尤其是在方法论方面。年鉴学派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创始人是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ffer)和马克·布洛赫(Mark Bloh)。布洛赫认为，惟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只有通过众人合作，方能接近真实的历史。[16](p39)[17](p41)年鉴学派还主张进行跨学科研究，重视溯源法和历史比较法，强调文本研究，强调历史的现实功能。纵观费正清的中国研究，年鉴学派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无处不在。他在区域研究上采用了跨学科综合研究，《剑桥中国史》便是最好的例证。费正清的著作中曾广泛使用溯源法和历史比较法。他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首先反溯到中国的文化传统，追根溯源。他对中国史进行纵向比较，中西史横向比较。他非常重视文本研究，强调使用中国的档案、中国的原始资料研究中国历史。这一点同时也师自其启蒙导师马士。至于历史的现实功能，费正清可谓是经世致用的典范。他一向反对为学术而学术，主张思想与实践的一致。1968年在费正清担任美国第83届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说中，他毫不讳言自己是主张经世治国的。[18](p405)他相信，“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效用”，“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作为一个美国人，他首先考虑的是美国人的利益。他曾坦率地承认，“1954年以后，在美国进行中国问题的研究是一项有关国家政策的活动”[19](p355)。余英时先生指出，费正清的中国近代、现代史研究直接涉及美国的对华政策，他的史学也确实是有意识地为美国政策服务的。即使在麦卡锡时代大难临头之机，他仍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自由是从属于国家利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费正清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也是我们读书人学习的楷模。所以，我们在评价费正清时需要时时记住的是，费正清的文章、著作不是为中国人写的，而是为美国人写的。[7](p310)
四
50—60年代，“冲击-反应”模式在美国和西方相当流行，把持这种历史观的并非费正清一人，但费正清的影响最大。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中国研究的另一重要模式“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model)也与费正清密切相关，尽管此模式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该模式实际上是“冲击-反应”模式的翻版和放大。它同样认为，中国历史在西方入侵之前停滞不前，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些许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猛击一掌，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前进。[14](p252-253)
需要指出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冲击-反应”模式已逐渐为人们所摈弃。在以柯文(Paul Cohen)和佩克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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