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儒学看成是维护专制的思想工具。第三，“冲击-反应”模式本身有一定的逻辑合理性。但他预设一种模式，由模式来取舍史料，让史料迎合预设框架，随意剪裁历史事实，这无异于削足适履。这种方法与韦伯(Marx Weber)以“理想类型”作为选取史实标准的研究方法毫无二致。“冲击-反应”模式有时把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错误地解释为对西方作出的反应，有时完全忽视了某些重要的事实，仅仅因为它们和西方入侵没有联系，或只有很少联系。有些事变本来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对内部因素作出的回应，却被过多地说成是对外来冲击作出的回应。结果是中国历史的某些方面被歪曲了，另一些方面则根本被略去或者被缩小到微不足道的程度。[11](pp2,385,133)第四，“冲击-反应”模式体现了一种“外因决定论”，它既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违背内因、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费正清的“外因决定论”在美国相当有市场。当年的艾奇逊就曾说过：“……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入侵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12](p1512)“冲击-反应”模式完全把西方摆在救世主的位置，似乎离开了西方，中国改革就不可能了，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西方中心论”。第五，忽视了文明的兼容性。费正清过分强调中西的差异。他认为19世纪以来的近代史是一部中西文化的冲突史。在文化碰撞中，“生机勃勃”的西方给“惰性十足”的中国带来文明，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如此说来，侵略非但无罪，反倒有功了。为此，他遭到佩克(JamesPeck)的尖锐批评。佩克认为，西方“近代化理论并不只是一种根据不足然而无害的理论构架，而是美国的主要中国问题专家用来为美国战后在亚洲的政治、军事、经济干涉进行辩解的意识形态构架”[13](pp59-69)。以此种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为依据来认定一个社会蹂躏了另一个社会，就等于忽视这场对抗更加深刻的本质。这种以抽象的分析抹杀侵略性的作法，是对中西关系不平等的歪曲，是对西方资产阶级罪行的辩护和美化。这反映了费正清的帝国主义思想取向。
三
纵观费正清的中国史观，我们能感受到他受几个人的影响。第一位是马克斯·韦伯。韦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他的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思想及其社会科学方法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经久不衰的影响。在西方学术界，韦伯从来不被视为汉学家，但他对中国的研究既独到又深刻，故被一些人称为“伟大的外行”[14](p257)。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Confucianism and Taoism)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命题，即理性资本主义如何产生，这一命题后来被称为“韦伯式命题”。“韦伯式命题”的要旨在于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去追问理性资本主义能否在中国产生，它的逻辑起点同样是问如果没有西方冲击，中国自身能否发展起类似西方的理性资本主义。它的结论也是否定的，即传统中国社会关碍重重，无法靠自身的力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尽管韦伯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只有西方冲击才能改变这一局面，但其命题的逻辑终点必然是在这里。[14](p254)费正清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无法生发理性资本主义，他的“冲击-反应”模式也始终没有脱离这一命题的轨道。韦伯是利用社会科学的各种手段进行区域研究的典范，费正清后来进行的区域研究势必受到了50年代美国“韦伯热”的影响并从中受到启发。第二位对费正清有影响的是汤因比。汤因比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被誉为“国际上的智者”。他的理论核心是所谓的“文化形态史观”，亦称“历史形态学”。汤因比对德国学者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文化形态史观”进行了扬弃，他也认为文明要经过5个阶段，即发生，成长，破坏，崩解和死亡，认为所有文明社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平行和同时代的。[15](p10)但他不同意施宾格勒那种宿命论的观点，认为文明的灭亡是可以用某种明智的、及时的措施来防止的。汤因比提出“挑战-应战”理论并以此来解释文明5阶段。认为，一种文明如果要存在下去并获得发展，就必须对人间的或环境的挑战作出有效反应，否则就只有灭亡。汤因比自诩为开明的“自由主义者”，他认为他所总结的历史上26种文明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巨大成就，也各有各的缺点和谬误，谁也没有理由瞧不起谁。但他又说，目前尚存的五大文明(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远东文明)，有4种正在走向灭亡，只有西方基督教文明仍保持着“创造性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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