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西方的步步紧逼，晚清政府毫无思想准备，对西方的挑战自然也就没有系统而有效的应对能力，以至于被动挨打，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所以如此，费正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中华文明的辉煌史给中国人带来了优越感，也带来了负担。中国习惯以天朝大国自居，蔑视“蛮夷”，妄自尊大，自以为是万邦之首，居中而统领。热衷于万国朝贺，顶礼膜拜。老大做久了，以至于变得昏庸老朽，拒绝睁眼看世界，拒绝承认世变。没有甘当学生的心理准备。这样的民族心理本身潜伏着悲剧的种子。[7](p147)就连马克思也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8](p26)二，中国战略上的失策。一方面，“2000年来，帝国的重大安全问题都在亚洲内陆的边境——怎样对付长城以外干燥草原上一跃而起的部落骑兵的打击力量。向来只面对亚洲内陆的中国战略从未考虑过有什么危险来自东南沿海”[9](pp104-105)。因而缺乏心理上的准备和军事上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当西方人利用从中国传入的火药和自身的技术实现军事革命化的时候，中国人还在津津乐道自己冷兵器如何如何优秀，中国人在理念上已比西方落后了。三，儒家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儒学自汉朝成为历代国学以来，在近2000年时间里成功地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使中国社会保持了高度的稳定。尽管王朝更迭，沧海桑田，中国的社会演变始终跳不出儒家学说的模式。虽然儒家文化有其诸多优点，但也有其致命弱点。儒家思想倡导忠君守制，维护中央集权，反对个人主义，反对自由思想，扼杀创造性等等，使得中国人愚忠，守旧，保守，惰性十足，不思进取，妄自尊大，对其他思想排斥，将西方文明拒之门外。这样的民族注定是悲剧性的。四，中国人的惰性。费正清认为，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一旦确立以后，就任其自然发展，把许多人折腰断背的劳动视为当然，而一直把节省劳力的创造发明视为异端邪说。中国早期提倡现代化的人，在他们试图采用机器之时，总要与手工劳动的既得利益者发生冲突，因为从短期看来，机器似乎是在同体力劳动者进行竞争。“生死在天”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在广阔的平原上，忍耐性强的中国农民听任天气摆布，依靠天赐的阳光和雨露。这同生活在地形多样化土地上的欧洲人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5](pp13-14)

　　尽管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其要害在于认为是西方书写着19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其实质在于把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视作西方入侵，从而夸大了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把西方视为中国的“恩人”和“施舍者”。这种史观是“种族优越观”，是“西方中心论”。费正清对中国的评判和理解带有明显的偏见和片面性。首先，他看到了中国传统的惰性，看到中国农业经济不利于生发资本主义以及对西方工业革命反应的迟钝，然而却忽视了中国传统内部的自我更新能力。“冲击-反应”模式割裂了历史，因而它无法解释1840年以前中国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以及文明产生的本源。从这种意义上说，费正清对中国历史有失察之处。其次，费正清断定，按照民族主义、科学和工业化的一般原则，儒家传统不可能使中国现代化。正是儒教社会的结构造成了一种制度上的僵化和心理上的迟钝，它妨碍了中国对西方冲击的成功反应。[10](pp170,240)他把儒家文化等同于剥削阶级的文化。的确，儒家文化的相当一部分被政治阉割过，篡改过，儒家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干，不是因为它自身合乎逻辑的发展所致，而是因为政治力量的推动。在精神上，儒家的终极理想实际上与民主政治并不矛盾。孔子的理想是要建造一个德化开放的社会，儒家思想最终变成奴化封闭的思想是孔子所始料不及的。但费正清显然只看到了儒家思想被政治曲解的一面，他对于儒学的看法显然是几乎完全接受了五四以来的成果，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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