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费正清的一生，我们注意到他是一个充满矛盾且不易读懂的人。他的言论、思想缺乏一贯性。探究“真实的费正清”就像探究“真实的中国”一样困难，他充满了矛盾。他爱交际，宽宏大量，性格直率，但他的个性和举止却经常显得高深莫测。他是一个闭口不谈信念和意识形态的理性主义者，但却坚信，文化的价值决定人们的信仰和行为。他是一个十分热情而颇具魅力的人，但当他以自己的方式去达到目的时又表现得比较冷漠。许多人渴望与他建立友谊，但似乎很少有人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他是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然而却经常表现出更喜欢与持反对意见的人和激进主义者交往。对于这一切，惟一的解释恐怕是与他复杂的经历和遭遇有关，与他内心的无奈和潜意识的自我保护有关。费正清的个人生涯反映了大多数西方中国问题观察家经历中所体现出的压力和情绪。他们曾对中国的发展进行研究，并把中国的状况介绍给美国人，因此，他们面临危险。像他的许多同事一样，在对中国的政治秩序作出反应的过程中(不管是帝国的，国民党人的，还是共产党人的)，费正清经历了一连串的变化，冒着解释过于简单化，以及在时间上导致误解的风险。

　　费正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的观点随着形势的发展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因而也招致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责难。50、60年代，在美国，他因所谓的“丢失中国”而含冤蒙屈，灰头土脸。亲国民党的美国人和仇视共产党的中国人骂他是“披着学者外衣的共产党同路人”。苏联说他是“资本帝国主义的辩护士”，中国说他是“美帝国主义的第一号特务”。但费正清处变不惊，坦坦荡荡，表现出了史家特有的稳健和理性。

　　毫无疑问，我们对费正清的“文明冲突论”和他作为分析“文明冲突论”工具的“冲击-反应”模式有看法，对他的中国史观有想法。作为一个西方学者，他为美国的利益打算得太精，加上他对中国文化缺乏系统的了解，以及西方人骨子里的优越感，我们不难在他的观念、行为及政治观点上找出瑕疵。他的中国史观带有二重性，则是他一身两任的结果。他既是一名书斋里的学者，又是美国政府的顾问。作为学者，要探索科学真知，力求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作为政府顾问，既须顾及国家的现实需要，又要灵活与变通。费正清的思想矛盾，认识上的局限性也许由此而生发。然而，中国有句名言叫“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美国的中国史学家可能比中国的历史学家更具有某种优势，这是一个极为真实、值得重视的可能性。毕竟，正是我们的局外性，才是我们不同于历史的直接参与者并使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得以再现当事人所无法知晓的并具有意义的过去。”[20](p105)纵观费正清不平凡的一生，我们又不得不敬重他为中美关系所做的积极贡献，以及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上作出的丰功伟绩。“历史学家在写历史时，毫无成见与歪曲是不可能的。”[11](p134)凡是历史学家都难免把自身的某一部分注入他所力求表述的历史事实中去，都无法完全摆脱在他生活的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假设。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外国人与我们的观点绝对一致。相比较而言，费正清还算一个比较公正的史学家。我们应该允许国际学术界的百家争鸣，我们也应该有这个肚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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