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具体的论述路数看，这篇文章并没有什么创见。这一点张氏本人是承认的。他说：“这六种标准并不是作者新创出来的，乃是过去一切历史家部分地不加批判地，甚至不自觉地，却从没有严格系统地采用的。”重要的是对这些“标准”的认识角度与思辨高度。他要对其予以综合整理，使其系统化并“严格地”采用。六种标准实为“在史事的比较上，我们用以判别重要程度”的六大坐标。不过“史事”一词实则是指“史料”。张氏颇有视二者为“一物二名”之嫌。从对待史学对象的态度看，他以为“历史研究有两种”。第一种可谓“应有尽有”，即“把研究范围以内的史实，细大不捐，应有尽有的收入叙述里。”“这种研究也许范围狭窄，本来所容的史实不多，也许是范围虽广，而见存史料贫乏。在这种研究里，没有史实选择的问题。”就是说，这是实证主义的史学研究，以归纳法为逻辑基础，在认识论上层次较低。第二种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广大的史实的库藏”，需要史家剔除其中不必采用的史料。因此，史实选择问题便发生在这需要主体进行“笔削”工作的第二种研究里。

    1.关于新异性的标准，张荫麟认为，史实在时空位置(社会静力学)与内容(社会动力学)上的特殊性，决定了史实的“新异”程度。而史实的新异性会随着时间发展、自身发展、环境变化、广袤度量而变化。新异性就是内容的特殊性。史事越新异，就越重要。他特别指出：“史事不是分立无连的。我们不仅要注意单件的史事，并且要注意史事所构成的全体。我们写一个民族的历史的时候，不仅要注意社会之局部的新异，并且要注意社会之全部的新异。我们不仅要注意新异程度的高下，并且要注意新异范围的大小。”2.决定性，即某史实“所决定的别些史事所占的时空范围愈大，则愈重要。”（在《中国史纲》上册自序中，张氏去掉了决定性的标准）选择史料即应按照史料所反映的史实的新异性、决定性的标准进行。3.实效性，即“史实之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的苦乐”程度越高，就越重要。4.文化价值性，就是真与美的价值。文化价值越高的事物就越重要。5.现状渊源性，就是说，与现实的联系程度越深，其史实的价值就越高。在此，张氏看到了历史与现实的辩证关系，站在现实高度观察历史，详近略远，注意到历史随人类对现实认识的提高而会被重新认识的特点。他说：“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有深浅之不同……随着社会当前的使命，问题和困难的改变，久被遗忘的史迹每因其与现状的切合而复活于人们心中。”这话很精彩。6.训诲功用的标准，即训诲功用越大的史实，越有价值，但这是旧史家常用的标准，与近代史学趋势相背，应予放弃：“所以要放弃它，不是因为历史不能有训诲的功用，也不是因为历史的训诲功用无注意的价值，而是因为学术分工的需要。例如历史中的战事对于战略与战术的教训，可属于军事学的范围。”

    张荫麟意识到史家选择史料的相对性，看到史家主体在史料去取问题上总要发生不同于其他史家的特定作用，因而史料的重要性并非完全能够由史料自身所决定。他还试图在这一相对性中进一步去寻求统一标准，在“似乎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中找出标准”，避免相对主义。但在实际论述中，张氏却割裂了客观历史的确定性与历史认识的相对性之间的关系，所揭示的五种标准实则一般重要，均非中心，说“我们判别重要程度的标准都不是唯一无二的。”这岂不是在事实上又变成了相对论？并且，五条标准中没有社会经济关系。所谓“新异性”，不是不同的人群会有不同的“新异性标准”吗？更进一步的标准或统一性又何在呢？

注释：

1 梁启超文见《古史辨》第4册第305－307页。
2 参看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梁启超》，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
3 见《古史辩》第2册第14－16、141－142、271－288页。
4

 << 上一页  [11] [1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