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清代乾嘉时期史家史学批评问题的研究可谓是空白，无人问津。近年来才有人关注这个问题，写出了一些专论文章（注：请参阅叶建华：《钱大昕的史学批评》，《学术月刊》1993年2 期。陈鹏鸣：《章学诚“论古必恕”说在史学批评上的价值》，《史学史研究》1994年1期；《试论章学诚丰富多彩的文史批评方法》， 《历史教学问题》1994年4期；《章学诚史学批评的目的与方法》， 《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4期。拙作《邵晋涵史学批评述论》， 《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97年2期，等等。）。但是， 这些学术成果大都局限于对个别史家史学批评的内容与具体方法的研究，没有从方法论的角度加以概括和总结。笔者在此基础之上，曾经对乾嘉时期史家的史学批评方法论作了初步探讨，并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发表过意见（注：拙作《十八世纪中国史家的史学批评方法论》，《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2期。）。 但因篇幅所限，还有一些重要内容未能包括进去，现就乾嘉史家史学批评方法论中的另外三个问题，再作探讨。

一、不应“轻忽先正苦心”的批评动机

在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中，历代史家围绕史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形成了各种观点。这些观点从不同方面反映出古代史学批评中的方法论问题。清代乾嘉时期正处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时期，回答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迫切。乾嘉史家关于史学继承与创新关系问题的批评，包含着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

（一）乾嘉考史学派的史家强调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反对史学批评上的文化虚无主义方法。

    乾嘉考史学派的史家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人在历史文献的考证和辨析过程中，对前人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和方法作了尖锐的批评，阐述了正确的史学批评观点和方法。

    王鸣盛认为，后人对待前人的学术成果应当珍视、借鉴和继承其中的优秀内容，不能无视前人的学术见解，轻易否定历史的结论。他主张：“生古人后，但当为古人考误订疑；若凿空翻案，动思掩盖古人，自以为功，其情最可恶。”（注：《十七史商榷》卷100 《通鉴与十七史不可偏废》。）指出那种割断文化的继承与联系、故做标新立异的治史学风是极不严肃的做法。王鸣盛对这种轻易翻案而不尊重前人的史家极为反感，无情地揭露他们“动辄妄为大言，高自位置，蔑弃前人，而驰骋臆断。其实但可欺庸人耳，自有识者观之，曾不足以当一笑。后之学者，尚其戒之”（注：《十七史商榷》卷38《马融从昭受汉书》。）。他告诫世人以这种治史方法为戒，提出了正确看待前人学术贡献的问题，值得重视。

    钱大昕抨击某些史家，自恃“涉猎今古，闻见奥博，而性情偏僻，喜与前哲相龃龉，说经必诋郑、服，论学先薄程、朱，虽一孔之明非无可取，而其强辞以求胜者，特出于门户之私，未可谓之善读书也”。尽管他们的个别见解也有独到之处，然而这种治史方法却很不可取，所以其学术也不可能有创新，“此固难以入作者之林矣”（注：《潜研堂文集》卷25《严久能娱亲雅言序》。）。钱大昕主张，史学批评应当温良敦厚，而不能为哗众取宠不顾事实。他指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注：《潜研堂文集》卷35《答王西庄书》。）钱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