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乾嘉时期，由于文化总结意识的增强，对马班异同的研究呈现出新的景象。乾嘉学者从史文繁简、编纂体例、叙事风格、学术思想等几个方面研究马班异同，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他们超越马班异同研究上抑此扬彼的局限，主张马、班并举，《史》、《汉》同列。他们在比较马班异同时，能够考虑到成书背景、著史旨趣及著史目的等各方面的因素，认识更加深刻，并且其得出的结论也较客观、公允。

关键词  乾嘉；马班异同；史文繁简；编纂体例；叙事风格；学术思想；史学批评

《史记》、《汉书》是中国史学上的两部开山之作，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由于二者的特殊地位，比较马班优劣，探讨《史》、《汉》高下，研究相关史学问题，自然也就成了史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争论两千年而不衰。 到了乾嘉时期，随着文化总结意识的增强，更有大批学者在研究《史记》、《汉书》时涉及到此问题，如钱大昕、王鸣盛、赵翼、梁玉绳、章学诚、沈德潜、邱逢年、浦起龙、朱仕琇、熊士鹏、杨于果、牛运震、陆继辂、王筠、周中孚等。他们或断简零札，或鸿编巨制，从不同角度对马班异同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成果甚丰，见解深刻。剖析乾嘉学者的马班异同论，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到《史记》、《汉书》研究的历史成果，还能使我们看到乾嘉学者自身的治史原则和方法。

一、史文繁简

《史记》记事起于黄帝，讫于汉武帝太初年间；《汉书》所记为西汉一代之史事。二书在内容上有一百余年的重合部分。就具体篇章而论，《汉书》一百篇中有五十五篇与《史记》所记内容相同，计有帝纪五篇，表六篇，志四篇，传四十篇。故历代研究马班异同的学者，很容易从二书相同的部分着手，研究其史文繁简、记事详略、取材异同，进而评价二书的优劣。如宋人倪思、刘辰翁的《班马异同评》、明人许相卿的《史汉方驾》等。乾嘉学者在研究马班异同时，研究角度已趋向多样化，但仍对两书重合部分的记事繁简问题给予极大关注，并通过比较探讨了马班史书取材的标准以及他们的史识。

总体而言，乾嘉学者在进行这方面的比较研究时，已不像晋张辅等学者那样简单地以史文繁简论史书优劣，而是能够从马班著史意旨的角度讨论二书的繁简问题，比较公允、客观。如王鸣盛曾在《十七史商榷》中反驳张辅的“繁省说”，并且进一步指出“马意主行文，不主载事，故简；班主纪事详瞻，何必以此为劣”，[1]（卷七 ）意思是说，马、班作史的着重点、旨趣不同，由此而产生记事繁简区别，对此应分别看待。陈元棫也说：“史公之书，自黄帝讫麟趾，备载历代，而卷帙不及《汉书》，似乎简矣，然简人所不能简，亦详人所不能详”，[2](卷一八)无论是简是详，都是紧紧围绕着著史宗旨而作出的取舍。司马迁《史记》为会通之作，上下纵横几千年，旨在探讨历史演变的过程，故不得不提纲挈领地记载史事；而班固《汉书》为一代之史，述西汉之始末，主在总结西汉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故需详载二百年之历史。所谓“必综会其世其帝其国其人其事之始终曲折，审其孰重孰轻，炯若观火，然后即其重者以立主意，复执此以制一切详略虚实之宜”。[3]

就《史》、《汉》两书的具体篇章来说，乾嘉学者认为二者互有得失。大致说，《汉书》与《史记》相比，增加了一些诏令、奏议等，对此乾嘉学者肯定其记载详赡的一面，如赵翼《廿二史札记》“《汉书》多载有用之文”、“《汉书》增事迹”等条，就指出《史记》失收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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