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术与中国学者在17世纪和18世纪相遇之后，使中国学术界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考察这些变化，已经成为学术史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本文意在解决两个基本问题：儒家学者对于西方自然科学的反应与西学究竟在何等层面上影响了中国的学术研究。
    从17世纪初期开始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经过明末清初的动乱，在清代前两任皇帝执政年间更牢固地站稳了脚跟。虽然与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持不同意见的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 1559～1654)神父抱怨中国人不承认与物质分离的精神实质，而且在人类社会的伦理原则和宇宙的自然原则之间不做任何绝对的区别；虽然梵蒂冈在1705年派遣了铎罗(Charles de Tournon)主教出使中国以禁止传教士对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有丝毫宽容以及崇拜孔子和祖先，因而导致许多人离开基督教并且增长了对基督教徒们的仇恨，然而，仍有大量的传教士不断地涌入中国。他们分别来自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德意志、法国等地。
    这批人有自己使徒的使命和宗教义务，来到中国后勤奋地工作，学习汉语、满语，除了承担传教的使命之外，还展开测绘和天文学研究、编制地图集、地理学著作，一方面将西方的有关著作翻译过来，一方面又将中国的一些经典翻译过去。这些传教士的科学知识以及绘画和音乐方面的才能，赢得了皇帝和士大夫们的尊重。薛凤祚(仪甫，？～1680)与来自波兰的传教士穆尼阁(Jean-Nicholas Smogolenski, 1611～1656)合作撰成20种著作，汇集为《历学会通》或称《天学会通》，他们的著作以阐释天文学和历法为主，并顺便将球面三角形和对数介绍给中国。（注：参见《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2)，第900页。）
    1622年，出生于科隆(Cologne)的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到达北京，在清兵入关前，他一直担任钦天监正。1650年，他获准在北京建造了第一座天主教堂南堂，这座教堂在两年后峻工。但是在此期间，汤若望受到更信奉伊斯兰教的杨光先(长公，1597～1669)的攻击，1655年，汤若望被判处死刑，在最后一刻，他却由于一场颇富戏剧性色彩的地震而获救。汤若望的继承者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是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在1688至1689年间，战胜了杨光先的盟友，令皇帝明确地相信欧洲天文学的优越性，同时也加强了传教士在中国的地位。（注：参见刘梦溪：《汤若望在明清鼎革之际的角色意义》，《传统的误读》(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46-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