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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学术与西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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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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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钱大昕：《赠谈阶平序》，《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377页。）《四库全书总目》评《周髀算经》也说：“西法出于周髀……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耳。明史历志，谓尧时宅西居昧谷，畴人子弟散入遐方，因而传为西学者，固有由矣。”阮元虽然在表面上所持观点不偏颇于任何一方，认为中之与西“枝条虽分，而本干则一”，然而，他却将“西学中源”的观点一一加以坐实，在《畴人传》的凡例中肯定“西方实窃于中国”。
“西学中源”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士人对于西学的认识，即使在晚近，仍有许多人持这种看法。对于乾嘉时期的学者来说，这样认识问题可能是一种策略，即他们可以根据传统来接受或判断他们所要接受的内容，因为他们确实比较容易接受那些与传统相吻合或可能比较容易与之相融合的内容。这样，关于计算的技术与方法就可以融入儒家学者的视界之中。（注：详见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东方出版社，2000)第八章《从会通中西到中学西源》。）
然而，在乾嘉学者中，不论是有限度地还是敞开地接受西学，都清楚地展现出他们拒绝与西方科学知识密切相关的世界观以及伦理意识，这可以从乾嘉学者对一件事情的反应中充分地看出他们对西学的态度。
1660年，安徽人杨光先以《正国体呈》上礼部，控告汤若望所编《时宪历》有“依西洋新法”字样，乃属“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1664年，杨光先再上礼部《请诛邪教状》，告钦天监汤若望造妖书和谋反两项罪名，执政鳌拜准予受理，在次年判处汤若望死刑并禁天主教，将在京的教士发配充军，外省教士则驱逐出境，钦天监被株连的官员有12人。随后，清廷任命杨光先为钦天监，本不精通天文历法的杨光先虽然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为由推辞了5次但都没有得到批准。处境十分尴尬的杨光先将所写的历次奏疏在1659年汇为《不得已》后就职，尽废西法，改用已经早被徐光启弃用的《大统历》，后来又改用回历。不难想象，他所颁的历书屡有错误。此后正值康熙亲政，汤若望的助手南怀仁上疏反杨，杨遂下狱。1670至1671年，天主教才再次被允许传教，西人也渐渐重新得到信任。（注：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5)，第340-350页。南怀仁留下了许多著作，关于科学者，主要有《仪象志》十四卷，1673年刻于北京。阮元《畴人传》题作《新制灵台仪象志》，分十六卷；《仪象图》二卷，1673年刻于北京；《康熙永年历法》三十二卷，1678年刻于北京；《坤舆全图》；《坤舆图说》二卷，1672年刻于北京；《赤道南北星图》，1672年刻于北京；《测验纪略》一卷，1668年刻于北京；现藏于巴黎气象台图书馆的《各种天文研究》，以及满文译本欧几里德《几何》前六卷；在1687年，他还写有《康熙亲政后在清帝国一度遭受遏抑的欧洲天文学又大放异彩》一书，第十三章至第二十八章历述诸传教师实验物理、数学各门，若日时计制造法，弹道学、引水法、机械学、光学、反射光学、透视法、静力学、流体静力学、动力学、气体学、音乐、气象学等科之成绩；1668年还有《康熙皇帝时代中重新采用欧洲天文学综述》一书，内有图画125页，大都是关于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机械学、光学、水力学、农业及其他应用方法的图画，每图附以汉文说明。诸图皆为南怀仁所制之仪器，即《大清会典》中的“黄道经纬仪”。此外，他还将一些哲学著作介绍给康熙皇帝看。） 1669年十月，“康熙历狱”的中方主角人物杨光先获释出狱，而汤若望已经在1666年病故。随着杨光先的死去，“历狱”一事渐渐从人们注意力中消失，然而围绕“历狱”事件所引发的各种议论却并未平息。钱大昕作《不得已》的跋语说：“杨君于步算并非专家，又无有力助之者，故终为彼所诎。然其诋耶稣异教，禁人传习，不可谓无功于名教矣。”（注：引自《清初士人与西学》，第108页。）孙星衍作《杨光先传》，更是这样认为：“光先文不甚雅驯，而謇谔之节有可取。孟子云：‘能言拒杨、墨之徒。’西人以此敛迹，先生之功，固亦伟哉。”（注：《五松园文稿》卷一，岱南阁丛书本。钱绮(1797～1858)跋《不得已》中甚至以为杨光先为“本朝第一有识有胆人，其书亦为第一有关名教、有功圣学、有济生民之书”，而且甚至还认为杨氏是“正人心，息邪说，孟子之后一人”，今天看来这些观点固然荒唐可笑，但反映在其中的心理，却应为我们所注意。）此二人都是乾嘉时期学术界重要的人物，他们的看法反映了乾嘉时期学人对于西学的态度：一方面承认“新法”比“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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