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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学术与西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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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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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第401页。）他的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虽然价值不大，但较之理学家所惯用的以阴阳二气解释一切现象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西学的启示下，中国学人的科学思想和方法已经发生变化。
梅文鼎在1647年中秀才之后将学习的兴趣集中在历法和数学方面，这些学科在1645年官方正式采纳了耶稣会士修订的历法之后曾经引起广泛的议论。梅文鼎的主要贡献在于复兴中国传统的天文和算学知识，并且推动了中西天文学的融合。梅文鼎在著作中再次阐明了已失传的古代历理——如郭守敬的三次内插法、黄赤相求术——并使之大放异彩。他写了《交食》、《七政》、《五星管见》、《揆日纪要》、《恒星纪要》等书介绍第谷式的西方天文学。他还借鉴西方天文仪器的原理制成璇玑尺、揆日器、侧望仪、仰观仪、月道仪等多种仪器。梅文鼎在另一部著作《历学疑问》中论述了中西历法的异同，并将许多西方天文知识纳入中国古代学术体系中，如他称西学的“地球寒暖有五带”，即《周髀算经》中的“七衡六间说”。梅文鼎的这部书由李光地出资刊印，康熙帝也因这部书而对梅文鼎大加赏识。对于他的贡献，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总结了以下五项：
一，历学脱离占验迷信而超然独立于真正科学基础之上，自利、徐启其绪，至定九乃确定。
二，历学之历史的研究——对于诸法为纯客观的比较批评，自定九始。
三，知历学非单纯的技术而必须以数学为基础，将明末学者学历之兴味移到学算方面，自定九始。
四，因治西算而印证以古籍，知吾国亦有固有之算学，因极力提倡以求学问之独立，黄梨洲首倡此论，定九与彼不谋而合。
五，其所著述，除发表自己创见外，更取前人艰深之学理，演为平易浅近之小册，以力求斯学之普及。此事为大学者之所难能，而定九优为之。（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486页。）
梅文鼎在自然科学方面可能并没有太多的创造与发明，然而通过他的影响，许多学者都将精力投入到天文历算方面。而他的“会通以求超胜”这句口号，也成为后人接受西学时的一个指南。
1672年，梅文鼎在完成一部关于代数的论著《议程论》后惊奇地发现，西方人在这方面的成就被高估了。许多代数和几何学定律在像《九章算数》这样的中国早期著作中就已经早见端倪。但他在重新协调自然哲学与数学研究时，还是把“理”作了与宋明理学不同的归纳，即“理”是可以用数学推演来进行把握的。艾尔曼曾经认为：“在清代数学从象数学向数学科学转变中，数学在儒学话语中的运用出现根本性变化。”（注：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126页。）有许多精通数学的考据学家相信，数学是研究实学的关键性学科之一。而研究明清实学，也必须把科学技术的因素考虑在内。
戴震的老师江永可能是那个时代中最确信西学的人，这种态度深刻地影响了戴震。
早年戴震的学术兴趣尽管体现在研究儒家经典注疏以及音韵训诂方面，但看一下戴震著作的编年就可以发现，最先让世人熟知的是他在名物礼制与天文历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在中年以前就已经写出《原象》、《历问》、《历古考》、《策算》、《勾股割圜记》等著作，从而把数学、天文方面的知识与精湛的小学研究融为一体。（注：梁启超认为《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学类的提要，也全部出于戴震之手。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488页。）因为他发现，没有精湛的天文历算造诣就不可能理解六经里面与天文、工艺、历法有关的章节与内容，因此也不能正确地理解经典中的重要内容与准确含义。他最早刊行的《考工记图》，就是他相信没有受过科学知识训练的学者无法理解经典记录的古代实用工程技术的原则的应用，他利用数学知识计算和测定了《考工记》中提到的古代礼器铜钟的形状与尺寸，并且准确地恢复了铜钟的原形。程瑶田受他的启发，也开始运用数学知识以恢复古文献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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