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与经史的交融

    虽则如此，乾嘉学术与西学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却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然而问题又最多的学术课题——不是过分地强调了就是过低地估计了西学对乾嘉学术的影响作用。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才更准确地展示出了西学与乾嘉学术间的复杂关系。
    在1668年至1669年中国历法与西洋历法孰优孰劣展开争论之际，康熙帝开始注意科学事物并对数学发生兴趣。当他发现朝中大臣对此几乎一无所知时，他亲自加以钻研。而耶稣会士们的测算在被证实是准确的之后，他任命他们来执掌钦天监，并向他们请教西方科学。在康熙帝的最后10年中，他选拔了一批满汉青年交由耶稣会教士传习，这批人共同编纂了一部包含数学、历法、音乐的丛书，名为《律历渊源》。由于康熙的提倡，西学风靡一时，而“西学”或“天学”这门自晚明兴起的新异之学，在清初也成为最优秀学者争相谈论和研究的对象之一。（注：不过，马国贤神父对康熙帝却有这样的评价：“这位皇帝认为他自己是位出色的音乐家，又是卓越的数学家，但是，尽管总的说来他对科学以及其他知识怀有兴趣，他对音乐一无所知，也几乎不懂最基础的数学知识……”见《清代名人传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上册第679页。）
    西学在康熙一朝迅速兴起，其原因当如梁启超所说以下两种：
    其一，跨越明末清初持续了数十年的中西历法优劣之争与轰动一时的“康熙历狱”的最终结局，既使西方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获得了远较中法“精密”的声誉，也大大地刺激了中国学人对于天文历法的关注与研究之热情。他们普遍相信，在实测方法和事实验证方面，西学可为中学借鉴。
    其二，明末清初以来所刊行的大量的西学书籍，尤其汇辑了明末传入的西方宗教与科学的《天学初函》、《崇祯历书》以及它的修订本《西洋新法历书》等，为清初及以后的士人研习西学提供了基本的参考读物。《天学初函》是西方宗教与科学的丛书，《西洋新法历书》则是欧洲古典天文学的百科全书，黄宗羲和梅文鼎等人都曾经阅读过它。（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第486页起。）
    毫无疑问，耶稣会士们的著作有助于加强考证学派的科学倾向，同时他们也促使了中国一些古老学科——如数学——的复活。中国学者欣喜地发现，出现在西方科学中的某些内容在中国的典籍中同样也有所体现。清初最著名的科学家王锡阐(寅旭，1628～1682)和梅文鼎(定九，1633～1721)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对乾嘉学术有着直接的影响。
    出于对西方天文学的信任，清廷采用西洋新法编制历书，王锡阐则认为西法在回归年长度变化、岁差、月亮及行星的拱形运动、日月视直径、交食时刻、食分等多个问题上并不完善，根据这样的批评，王锡阐主张中西兼用。王锡阐曾这样说：
    欲知新法之诚非，须核其非之实；欲使旧法之无误，宜厘其误之由。然后天官家言在今可以尽革其弊，将来可以益明其故矣。旧法之屈于西法也，非法之不若也，以甄明法意者无其人也。若是则何从而可？从乎天而已。古人有言：“当顺天以求合，不当为合以验天”。法所以差，固必有致差之故；法所吻合，犹恐有偶合之缘。测愈久则数愈密，思愈精则理愈出。以古法为型范，而取才于天行，考晷漏、审圭表、慎择人、详著法，则异同之见渐可尽泯。成宪一定，不难媲美羲和，高出近代矣。（注：引自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第309页。）
    对于王锡阐来说，折衷中西学术是一件可能而且值得做的事情。王锡阐最重要的天文著作是1663年著的六卷《晓庵新法》，在另一部著作《五星行度解》中，他建立了自己的宇宙模型。该模型与主张行星绕太阳转、太阳绕地球转的第谷(Tycho Brahe, 1546～1601)体系颇为相似。（注：罗素曾经认为，第谷的体系比哥白尼倒退了一步，见《西方的智慧》(崔权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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