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学家眼中的地位与价值。
这些出自于传教士笔下的著作大多在有关数学和天文著作的绪论或正文中从不忘记提醒读者存在着一个创造主即上帝，是他在治理着万物——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最令信奉儒教的士人感到不安。进一步，他们可能甚至要排斥虽然是科学但却“危害”到儒家经典的内容。为此，西学以及精通验算制造之法的人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应该引起重视的是，对晚近一些的西学著作《四库全书》却所收甚少，像汤若望、（注：《四库全书总目》只是在《新法算书》中提到汤若望所作的《历法西传》、《新法表异》二书时才对他的学术做了评价：“其中有解、有术、有图、有考、有表、有论，皆钩深索隐，密合天行，足以尽欧逻巴历学之蕴。”第896页。）南怀仁、蒋友仁等人的著作都被摒弃于《四库全书》之外，恰是他们的著作代表了西方最新的科学知识。谢和耐就提到，虽然人们一直认为17世纪中叶左右的某些传教士向中国介绍了哥白尼(N. Copernicus, 1473～1543)学说，但是经过仔细研究，却发现支持这种假设的标志是不可靠的，无论是在出自传教士们的著作中还是在当时的中国文献中，都找不到任何有关太阳中心论传入中国的明确证据。谢和耐还谨慎地推测，传教士应该提过哥白尼的名字，但是丝毫没有提到过哥白尼的学说。（注：谢和耐：《17世纪基督徒与中国人世界观之比较》，《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第72页。）
戴逸在《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论到《四库全书》时，把它和法国的《百科全书》作过比较，希望从中可以看出中西学术的差距：前者的着眼点在收集、保存前人已经撰写的书籍，用力于“汇编”；而后者的着眼点则是综合过去的知识成果，加以阐述发挥，因此用力于“撰写”。（注：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394页。）还有一点是特别不一样的：狄德罗从打算编撰《百科全书》的一开始就拒绝了官方的干预，（注：法国司法部长阿格索向狄德罗建议，编撰工作可以得到国王路易十五的支持，狄德罗断然拒绝。他说：“如果政府参预这项工作，工作就无法完成。君主一句话可以叫人在荒草中造出一座宫殿，但一部百科全书不能凭命令完成。”见安德烈·比利：《狄德罗传》，第64页。）而《四库全书》却是在乾隆皇帝的直接干预下完成的——美国的列文森曾着意提到法国百科全书派中狄罗德的哲学与18世纪中国和法国的思想之间的区别。他引用狄德罗的话说：“今天……为了坚持理性法则，我们正在开始摆脱权威和传统的束缚……我们敢于对一贯认为正确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理论提出怀疑……世界早就期待着一个理性时代的到来，这是一个不再从古典的作家中，而是从自然中寻找法则的时代。”（注：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221页。）——正是这样的差别，使18世纪以后的中国开始和迅速走向近现代的西方拉开距离。
西方在经过宗教改革之后，新教的教徒十分巧妙地使体现上帝意志与科学研究联系在一起。默顿(R. K. Merton)认为，在新教伦理科学领域中，科学家对待科学工作的态度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表达自己的动机时，在预见可能的研究对象时，在面对实际的责难时，科学家便到清教教义中寻找动力、核准和权威等等。（注：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第125页。）于是，科学家可以摆脱世俗政治势力的干预而独立开拓自身的空间；而中国儒家的经典却只能提供世俗祖先(包括皇权)的遗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科学不能超越它们而独立存在，因此也无法演化出适合科学生长的研究范式。
三、乾嘉学术之后
西学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只限在天文、历法、地理学以及数学等方面以及再次唤起中国人对自己传统中类似学科(如数学)的兴趣。从积极的方面说，学者们从西方科学那里所获得的学术训练，使他们成功地避开了宋明理学中非科学的一面，也为近代中国接受西学留下了合理性的空间。
1955年，戴密微(Paul Demieville, 1894～1979)在《世界史丛书》中重复了一种别人已经说过的论点，即中国最早诠释文献的考证学仅限于学术范围内，它随着时间的发展而“破坏了传统以便能尽快进入实业”（注：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第145页。）。为什么非要“破坏了传统”才能“尽快进入实业”？我们从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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