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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学术与西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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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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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寻求答案。他将乾嘉以后从事天文历算的人归为三类：
第一类是在钦天监供职的人，因为工作之便，所以会有许多发明，像明安图(静庵)在康熙末由法人杜德美那里得知格列高里和牛顿的三个无穷给数展开式，研究三十余年，用中西二法合解，草成《割圜密率捷法》一书，成为三角函数展开式研究的先导人物。
第二类是经师。他们本非以算学名家，因为研究经典或研究历史需要天文历算方面的知识，因此天文历算也成为他们副业。这一派从黄宗羲、惠天牧那里发源，到戴震、钱大昕时达到顶峰，其后像焦循、程瑶田、凌廷堪、俞正燮等人，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们的目的在于借天文历算来解决经学或史学问题，因此对于天文历算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发明与贡献。但是，后来的一些数学家却出于他们门下。
第三类是专门的算学家，全部的兴趣都在研究和解决数学问题方面，而对于经学或史学的一些问题往往没有太多的创见。（注：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第492-494页。）
我想，这最后一类就是“破坏了传统以便能尽快进入实业”的那些人吧——它的具体含义应该是：从事科学研究与经学传统无关。（注：而从事经学研究的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等人，却都并不精通西学。对西学展开最严厉批评的人，恰是最坚决地支持儒家学说的知识分子。）精通西学或验算制造的人同那些精通科学的耶稣会士一样，在18世纪形成了一个鲜明的边缘阶层。他们虽然有特殊的技能与学问，然而却在科举之外，更在经学、史学之外。直至中西冲突迫使朝廷以及文化大员必须重视儒学一向所不屑的“艺”或“技”时，这些人才会脱颖而出，成为19世纪自强运动中的中坚力量。文化大员的幕府中也更愿意招纳拥有这种知识的学者，曾国藩在《求阙斋日记》卷九中就曾经为我们记下了这样的一笔：“李壬叔(善兰)带来二人，一张斯桂，号鲁生，浙江萧山人，工于制造洋器之法；一张文虎，江苏南汇人，精于算法，兼通经学小学，为阮文达公所器赏。”（注：另见李俨编：《李善兰年谱》，《清华学报》1928年第5卷第1期。）非常明显，这些人没有参加科举，也不以博通经史为惟一的目的。
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在《万国公报》第15册里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专尚举业论》的文章，试图提出应该采用西国学制分科教导的主张；1899年，他更在《设立专门学堂聘西洋教师教习议》中提出：“宜循欧美各邦高等学堂之制，有一学即有一专门之学堂，士子既领青衿，各因其材之所长，而专习一门。长于格致者，入格致学堂，究天算、形性、博物、重化等学，精益求精，以成全业。”林乐知甚至还设想建立律法学堂、词章学堂、医理学堂、矿务学堂、制造学堂、军政学堂、农政学堂等等。当这些学堂建立之后，林乐知乐观地认为：
门径既专，致精有自，其所成就，益远且大。数年之后，各种人才斐然皆备，不可胜用矣！（注：《汇报》，1899年8月12日，第101号。）
当18世纪的学者为西学在中国的渗透留下合理性的空间，19世纪的文化大员则加速了分科培养学术专门人才的制度化进程，经古之士身上相当浓厚的非政治性以及非道德性色彩，此时已迅速地被更加浓厚的科学色彩所代替，也为完成传统学术向近现代知识的转型做好了准备。（注：杨模编《锡金四哲事实汇存》中有一段话是：“自通商六十年来，代数、微积、声、光、化、电、热力之学，今日习见习闻，能者渐多，问津自易。而当其始，西法初来，扜格不入，苟世无一二人专开通途径，指示方法，提倡于数十年之前，则今日之传习推行，亦未必如是之速。”见《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8册。） << 上一页 [11]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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