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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学术与西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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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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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发现运算逻辑是《周易》数理的核心内容，它包括了严密的数学规则，因而使用数学法则排列了《易经》的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他这样说过：“非明九数之齐同比例，不足以知卦画之行；非明六书之假借转注，不足以知彖辞、爻辞、十翼之义。”他进而认为，如果不能做到上述的一些事情，就“不足以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道”。所以阮元在为《里堂学算记》作序时认为：
数为六艺之一，而广其用，则天地之纲纪，群伦之统系也。天与星辰之高远，非数无以交其灵；地域之广轮，非数无以步其极。世事之纠纷繁颐，非数无以提其要。通天地人之道曰儒，孰谓儒者可以不知数乎！自汉以来，如许商、刘歆、郑康成、贾逵、何休、韦昭、杜预、虞喜、刘焯、刘炫之徒，或步天路而有验于时，或著算术而传之于后。凡在儒林，类能为算。后之学者，喜空谈而不务实学，薄艺事而不为，其学始衰。（注：阮元：《揅经室集》(中华书局，1994)，第681页。原标点有错误，已改正。）
对于阮元来说，能够精通天文历算之学，是恢复实学的一个标志，而且也是承继汉魏三国时期儒林传统的一条有效的回归之路。
相对于人文科学来说，数学是种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的纯科学，而数学在文史考证中的运用，也使得清代的学者们开始向纯学术方面递进，这种学术因不受当时解经学中浓厚的道德观点的影响，因此更多地充满了一种知识主义的特征。
二.“西学中源”：儒者的应对策略
西学传来，为中国人的学术生活与知识观念打开了一扇从来没有开启过的天窗。然而，令人深思的是，至少在19世纪晚期之前，西方科学的渗透并未使传统的儒教受到置疑；（注：谢和耐提到：“西方的数学知识甚至在两个世纪中导致了有关中国数学史上的一场大运动，但这些新鲜事物并没有动摇实质性的内容，即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入华耶稣会士的儒教观》，《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耿昇译，巴蜀书社，1993)，第84-85页。）西学最早的接受者中间有许多人都企图用西学来为儒学再次注入活力。虽然在耶稣会士以及一些信徒那里并不缺乏对儒学表示置疑的思想，然而当他们把能使儒教的基础受到置疑的论据都收集在一起时，其最后结果却是朝廷决定把基督徒遣返欧洲——这是儒教中国面对外来教理时所能做出的最为真实的反应。
一位法国学者在研究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与北京人文科学二百年间的共处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时，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基督教可以填补一种神修的空白；
——西方科学也可以有其用途；
——耶稣会士们在明末的中国知识界形成了一个从内外均可以看得清楚的边缘集团；
——耶稣会士们自己也关心艺术爱好者们那蒐集了奇异物之样品的特藏(其中无疑也包括欧洲物品)；
这位学者最后强调，在做了这样的分类之后，他们便被中国社会吞并了，也就是说大家从此以后不再讲论他们了。（注：约翰·圣索利厄(Jean Sainsaulieu)：《入华耶稣会士的儒教观》，前引书第147-148页。）
我们可以想象二百年间耶稣会士与中国文人之间的频繁交流以及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一些纠葛。中国学人确实从西人那里学到了有用的科学知识，然而却有一种观念阻止了中国学者虚心地学习、接受和吸收西学精华，这就是盛行于朝野上下的“西学中源”说。即使是在黄宗羲与王夫之那里，也认为西学乃从中国传去，西学不过是“剽袭中国之绪余”而已。（注：另外，王夫之还对利玛窦“地形周围九万里之说”加以批判，竟谓“而百年以来，无有能窥其狂呆者，可叹也。”见《思问录》。《船山全书》(岳麓书社，1992)，第12册第459-460页。）梅瑴成《数理精蕴》卷一认为：“周末畴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经秦火，中原之典既有缺佚，而海外之支流反得其真。”钱大昕更是认为：“祖冲之《缀术》，中土失其传，而契丹得之，大石林牙之西，其法流转天方，欧逻巴最后得之，因以其术夸中土而踞乎其上。”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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