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班固讥评司马迁“退处士而进奸雄”、“崇势利而羞贱贫”，乾嘉学者也进行了批驳。如梁玉绳认为司马迁写《游侠传》，“盖见汉初公卿以武力致贵，儒术未重，举世往侠干禁，叹时政之缺失”，决非“退处士而进奸雄”。[16]（P1487）班固之评，全然不了解司马迁写史的真实用意。而牛运震在《史记评注》中通过分析《史记· 货殖列传》，指出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或作庄语，或作谑词，或为诡激之论，或为平情之言，察其旨皆有所谓，考其是非颇不谬于圣人”，驳斥了班固对司马迁的讥刺，并进一步指出，有人轻议司马迁艳富厚而讥贫贱，是“失事理之平而不得太史公之用心者也”。[22]（P883）

另外，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乾嘉学者还从其它角度比较马班学术思想之异同，如熊士鹏就指出，班固变换司马迁立十表之例，撰次《古今人表》，结果在人物评价方面上下失序，“固讥迁是非谬于圣人，此表之谬，亦数倍于迁矣”。班固变《史记》之“书”为“志”，《郊祀志》因于《封禅书》，《食货志》因于《平准书》，“其在列传中，居摄建年，不偏年纪之末，孺子主祭，附载《莽传》之中”，“其所传儒流，徒与阴阳农墨等分畤并驱”，“固既讥迁退处士而进奸雄，崇势利而羞贱贫，此亦何以异于马乎？”[10]（卷二）在熊士鹏看来，班固在理论上讥评司马迁之失，而实际上自身也有处理未当之处。

从以上论列可以看出，乾嘉学者在讨论马班思想异同时，从尊儒绌道、重义轻利的传统思想出发，极力抹杀马班二者之间思想的差异，有很大的局限性。实际上，马、班之间思想上的差异是明显的，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刚登上政治舞台，百家争鸣之余韵犹存，其思想的包容性很大。而班固生活在儒学神学化的东汉时期，受社会意识环境所决定，班固受正宗思想的影响非常明显。但乾嘉时期由于文化上的高压政策、儒家一统天下的时代背景以及学者们自身思想的局限性，使得他们在评论《史》、《汉》两书时，有意无意曲解了马班的思想，得出片面的结论。

另外，乾嘉学者认为二书在政治上都是尊汉的，如钱大昕所论《史记》“举《月表》一篇，寻其微旨，厥有三端：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8]（卷三四）而《汉书》更是以汉为尊，断代为史即是为此。

五、几点认识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乾嘉学者的马班异同论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探讨问题的角度已趋向多样化。自魏晋时期人们开始将司马迁、班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以来，围绕《史》、《汉》二书所讨论的史学问题愈来愈多，内容愈来愈丰富。乾嘉时期，学者们更是从史文繁简、编纂体例、叙事风格、学术思想等多个角度探讨《史》、《汉》异同，所论更加全面。这其中，既有宏观的研究，如对《史记》、《汉书》整体风格、史学地位的比较；又有微观的分析，如对《史记》、《汉书》具体篇章甚至遣词用句的探讨等等。这些对我们今天的《史》、《汉》研究，都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其二，提出了具有理论意义的史学评论原则。在中国史学史上，比较马班异同，一直有一种不好的现象，那就是，要么扬马抑班，要么抑马扬班。乾嘉学者力矫此弊，由原来的抑此扬彼变为马班并举，提出以公允之心对待《史》、《汉》两书，如沈德潜就指出：“大抵论古人之书，必平允至当，而后可以服古人之心。”[5]（卷三）并批评了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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